文/陈恒

被称为 “当代美国城市史奠基者 ”的阿瑟 ·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在《城市的兴起：一八七八至一八九八年》（Arthur Meier Schlesinger, The Rise of The City, 1878-1898）扉页上意味深长地引用了经济学家威廉 ·托尔曼（William Howe Tolman）的话：“我们现在是城市国家。”接着他又引用新教神学家阿博特（Lyman Abbott）的话：“我们该如何应对伟大的城市？伟大的城市又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这两个问题是每一个有思想的美国人都要面对的。因为，这两个问题所涉及的不再仅仅与城市有关。整个国家都处于伟大城市的影响之下，国民性格和国家历史莫不如此 ……不管城市带来的是好还是坏。人类现在生活在一种不可思议的混合共同体中，经受着城市带来的至善与至恶之混杂状态下的磨砺。”可见，施莱辛格试图创建一种解释美国文明的新模式，他把 “伟大城市 ”融入弗雷德里克 ·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的“边疆学说 ”，认为城市才是理解、解释美利坚民族特性的核心。这一概念大大改变了研究者的视角，引起广泛影响，是城市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志，为城市史研究奠定了理论根基与思想基础。　　

当今学科意义上的 “城市史 ”发端于 “二战 ”后的英美，两国的史学界在人才培养、组织机构、论坛、刊物建设、出版等方面为城市史成为当代学术研究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做出了重要贡献。

英国 “城市史之父 ”戴奥斯（Harold James Dyos）被视为现代城市史研究的奠基者。他认为“在这个国家，存在一个几乎是必然的选择 ——假如历史学家对社会变化感兴趣，对地方政治感兴趣，或者对特定环境下的建筑形式感兴趣，无论哪一种形式的兴趣 ——自然会被卷入或致力于研究城市生活及其制度 ”（B. Stave,“A Conversation with H. J. Dyos: Urban History in Great Britain”）。他于一九六三年在莱斯特大学创办了《城市史通讯》（Urban History Newsletter），每年两期，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指南；一九六八年，他主编并出版会议论文集《城市史研究》（The Study of Urban History）；此后举办了一系列城市史讲座，一九七三年结集出版《维多利亚时代的城市》（The Victorian City，和 Michael Wolff共同主编）；一九七四年创办《城市史年鉴》（Urban History Yearbook），该年鉴一直出版到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二年起改为《城市史》（Urban History），已成为城市史研究者的必读刊物。这一切为城市史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学科基础。

城市史研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呈快速发展趋势，到八九十年代则逐渐形成了独立的研究组织。如在欧盟的支持下，欧洲城市史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Urban History）于一九八九年成立。其宗旨是为历史学家、地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艺术史家、建筑史家、规划学家及其他学者提供一个跨学科的平台，就城市史进行多维度的研究。美国历史学会则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成立了城市史小组；六十年代爆发的遍及美国各地的几百起种族骚乱，带来了大量伤亡，这让历史学家认识到城市史研究的重要性；一九七四年创办专业期刊《城市史杂志》（Journal of Urban History），成为城市史研究的重要阵地；一九八八年城市史学会（Urban History Association）成立，并于一九八九年创办了《城市史通讯》（The Urban History Newsletter，每年两期）。

经过学者们的不断努力，人们终于认识到城市史是了解人类文明的新途径。对“城市 ”的定义不一，有从制度或共同体的层面来定义的，有以某地区可为其他定居点提供服务功能的多少来定义的，也有从人口临界点来定义城市的 ……无论如何界定城市概念，不可否认的是，世界上各主要文明的形成往往伴随着城市的产生，正是人群的大规模集聚对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从而催生了早期国家、官僚体系和贸易活动。正如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德 ·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说：“城市永远是城市，不论它位于何处、产生于何时、空间形式如何。”

自此，城市史已成为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有自己的固定研究队伍、学术会议、论坛、专业刊物，也有自己的研究主题、方法和价值追求，已不是先前被人们认为的 “百纳主题 ”或“知识领域 ”，并为学术界贡献了很多出色的城市史著作。就著述体裁而言，城市史著作大概不外乎以下三种类型：城市传记、城市化、城市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