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蒋 晖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非洲反殖独立运动，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和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社会主义革命有相同的性质，但也有很大的差别。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经验为思考非洲种种现实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参考。

如果将中国的反帝和非洲的反殖斗争进行比较，在政治层面上我们会发现如下显著差异：非洲反殖独立运动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理论基础，以阶级动员和武装革命为斗争方式，以无产阶级政党为先锋队从而最后实现的无产阶级专政。非洲的反殖斗争的胜利固然离不开冷战格局中社会主义力量的支撑，在意识形态上深受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影响，但同样离不开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内在的分化，特别是将过去非洲对欧洲的臣服关系调整为依附关系，从而导致非洲的独立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以比较和平的方式完成。但如此一来，非洲革命党也失去了深入发动群众的机会，从而缺乏独立后管理国家所需要的执政能力和公信力。

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末，独立后的非洲大多实行了名义上或准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主要体现在整个非洲一党体制的确立和计划经济。然而，这条道路并没有走通，除了少数国家在七十年代中叶由于原油的国际价格走高而出现了短暂的经济繁荣之外，非洲整体的情况则是经济不振、贫富分化、政治独裁和部落冲突加剧。　　

为这个时期把脉叩诊，西方诊断出的病因是两点：政治的非民主和经济的非市场化，这便开启了八十年代末非洲政局剧变的先声。然而，从中国发展的经验看，令人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非洲的一党制和计划经济并没有为九十年代之后市场经济的转型打下必要的经济基础。特别是，没有任何一个非洲国家利用这个机遇初步建成较为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这个任务没有完成，到了全球化自由贸易时期，就更不容易完成。所以直到今天，非洲经济运行模式依然是出口能源和进口商品。

非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什么没有发挥出来？回答这个问题或许要从社会主义时期非洲的执政党的能力入手。非洲的社会主义体系和中国的最大不同之处是：除了七十年代之后少许国家采取了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大多数非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都是大众党，而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也就是说，领导社会主义的政党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式的政党，并不代表工农的基本利益。这当然是由非洲独特的政治、文化历史条件造成的。首先在反殖斗争中，革命党的首要任务是在各个不同族群和部落之间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这便形成了 “大众党 ”的基本体制；其次，遭受西方数百年的奴役使得非洲社会内部阶级分化不显，因此革命的性质主要为反对种族压迫而不是阶级压迫，是黑人对白人的反抗，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革命的目标不是均贫富，而恰恰是从零起点积累个人和国家的财富；第三，革命领导者几乎都是受到西方教会教育的精英，他们在国家独立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主要是谈判者，是非洲国家民族利益和西方政治集团利益达成妥协的调停人，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革命者，他们最大的优点是熟悉西方而非领导国家。于是，非洲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下述诸种 “乱象 ”和矛盾便不难理解：

第一，这群政治精英迅速利用手里的国家权力为个人积累大量财富，非洲的根本矛盾由种族压迫转变为阶级压迫。第二，为了积累个人财富，同时也为了寻求发展资金，利用国外资本是最便利之道，因此，虽然普遍实行了支柱型产业的国有化政策，但不可能彻底驱除国外资本。相反，大多数国家不得不沿用殖民时期留下的西方经济体系，这样便不能提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独立自主的发展政策，这也证明西方的依附统治政策在非洲是十分奏效的。第三，由于不是通过革命建国，非洲统治党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党的基层组织力量尤其薄弱，党对国家的管控水平低下，这从非洲工会相对于政府具有极大的独立性上便可看出。在加纳等国家，尽管政治强人如恩库鲁玛取缔了工会的独立性，但最终他的下台反而说明工会作为反对力量的强大。第四，非洲一党制之所以长期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取决于其政权有多么稳固，而取决于领导者和西方的关系的好坏。凡是在位长的独裁者大多有国外势力为其背书，而西方在很长时间是认同非洲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后，非洲社会主义种种矛盾应归结于其民主政治逻辑的混乱：非洲社会主义反对西式议会民主却无能力实行社会主义大民主；其党是大众党格局却要实现先锋党的目标，这种悖论在坦桑尼亚尼雷尔时期的社会主义农村改造政策中体现最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