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平原

一

与唐宋诗文或上古史研究不同，“现代中国研究 ”往往与当下的思想文化潮流，乃至政治局势相互激荡，好处是问题意识突出，缺陷则容易陷入古今循环论证。当初选择这个题目，确实别有幽怀，日后在推进过程中，腾挪趋避，更是得失寸心知。如今到了收官阶段，正准备撰写序言，收拾无比杂乱的书房时，竟然发现好几篇早年文章手稿，其中有两则让我感慨万端。

初刊《东方》创刊号（一九九三年十月）的《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其中这段话，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了，至今重读，仍让我热血沸腾：

我曾经试图用最简洁的语言描述这一学术思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三句大白话中，隐含着一代读书人艰辛的选择。三者之间互有联系，但并非逻辑推演；很大程度仍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挑战的一种 “回应 ”—一种无可奈何但仍不乏进取之心的 “回应 ”。

只有明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及学界的状态，才能体会其中的憋屈与悲壮。不知道为何这份手稿居然能存留下来，当初文章完稿后，一般都是直接送编辑部或印刷厂，极少有重抄或复印留底的。更不可思议的是《章太炎与中国私学传统》，此文初刊《学人》第二辑（一九九二年七月），后入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拓展：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一九九八年版）等，那是我比较得意的长文之一。文章写在广播电视出版社每页五百格的大稿纸上，总共五十九页，书写潇洒，偶有涂抹，几乎可作纪念品收藏。更重要的是，此文最后两段，既是史学论断，也隐含着我当年的心境：

章太炎对中国私学传统的推崇，在学术精神上是力主自由探索 “互标新义 ”，反对朝廷的定于一尊与学子的曲学干禄；而在具体操作层面，则是借书院、学会等民间教育机制，来传国故继绝学，进而弘扬中国文化。

民间讲学涉及经济、政治等一系列问题，并非一句 “学术自由 ”就能解决。章太炎一生坚持私人讲学，多次拒绝进入大学当教授，有其明确的学术追求。至于章氏私人讲学所面临的困境、所取得的实绩，以及借此建立学派设想之实现等相关问题，只能留待专文论述；这里只是突出章太炎对中国私学传统的体认与继承。

手稿及刊本所署写作时间，都是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五日；可我清楚地记得，此文应写在《在政治与学术之间 —论胡适的学术取向》（撰于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九日，刊《学人》第一辑，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之后。翻查日记，终于发现 “立字为据 ”也不一定可靠 —此文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开笔，完稿于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五日。当初大概是忙晕了，题写时间时，忘记已经 “天增岁月人增寿 ”。

一九九一年对我来说是个十分关键的年份。元旦那天，写下《〈千古文人侠客梦〉后记》，为完成一部突发奇想的小书而得意洋洋；半年后撰写 “校毕补记 ”，则感叹喜爱剑侠的父亲去世，“再度灯下涂鸦，不禁悲从中来 ”。接到父亲病危的电话，我正在香港中文大学访学，急忙赶回潮州。病床前，母亲称已无力回天，父亲弥留之际，多说好听的，让他宽心上路。日后多次回想当时的情景，埋怨自己不该絮絮叨叨，但又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好。

父亲的英年早逝，对我是个巨大打击，但也促使我迅速成熟。这个世界上，最关心也最牵挂我的人走了，以后一切都只能自己做主。因机缘凑合，在日本 “国际友谊学术基金会 ”（筹）及江苏文艺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与王守常、汪晖合作主编的《学人》在这一年十一月问世。事后想来，以当时的舆论环境，《学人》能够破土而出，实在是个奇迹。起码开创了民间办刊的新路径，也算是实践了章太炎的私学理念 —起码我自己是这么想的。

我在《学人》第一辑上，除了《学术史研究随想》，还有一篇专业论文《在政治与学术之间 —论胡适的学术取向》。单看题目，不难明白当初我的困惑与抉择。可我更怀念的是同年四月撰写，因各种缘故压了两年才刊出的《学者的人间情怀》（《读书》一九九三年五期），此文当初引起不小的争议，日后被别人收入多部选集中。这回翻箱倒柜，特别希望能找到此文稿，可惜没能如愿。

对于我来说，一九九一年是重要的转捩点，如此巨变，既是人生体验，也是学问境界。当年发表大小十二文，谈武侠的属于前一年的积累，说学术史的，方才是刚刚开启的新天地，而《在政治与学术之间 —论胡适的学术取向》《在专家与通人之间 —论胡适的学术取向》《章太炎与中国私学传统》三文，日后收入《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 —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因这三篇论文（加上那则《学者的人间情怀》）与我日后的人生选择及学术道路密切相关，我对自家的学术史 “三部曲 ”十分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