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洪子诚

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在挖掘 “十七年 ”文学经验上成为热点，涉及文学与现实、与大众、与传统文学的关系等重要问题，出现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不过，“十七年文学 ”的成绩、经验，与它存在的严重问题，以至困境纠缠在一起，难以分离；并且在它行进的当时，就不断有从 “内部 ”进行反思、检讨的情况发生。回到 “十七年文学 ”展开的历史情境，设若回避、剥离这些已经一再被反思、检讨的问题，不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做法。

我想借助法国作家罗杰 ·加罗蒂（Roger Garaudy，1913－2012）《论无边的现实主义》来谈这个问题。这本书的法文版于一九六三年面世，收入谈毕加索、圣琼 ·佩斯和卡夫卡的三篇论文，路易 ·阿拉贡为它写了序言。据加罗蒂本人说，很快就被翻译成十四种语言，并在苏联、东欧以及西方国家思想文学界引发激烈争议。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加罗蒂的多部著作都有中译本，包括写于一九五七年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写于一九六二年（实际上是他在当年六月法共中央召开的党员哲学家会议上的报告）的《共产党人哲学家的任务和对斯大林的哲学错误的批判》，和写于一九五九年的《人的远景 ——存在主义，天主教思想，马克思主义》（分别由三联书店以 “内部发行 ”的方式出版于一九五三年和一九六五年），但《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当时却没有中文译本，只是在 “内部发行 ”的刊物《现代文艺理论译丛》（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上，译介了一组对这本书的批评和加罗蒂回应的文章（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在中国并未产生在苏联等国家那样足够的影响。虽然如此，它的出现和引起的反应、论及的课题，与中国当代文学面临的问题具有某种 “同质性”，值得放在回顾中国当代文学历史的视域里来谈论。

加罗蒂出生于工人家庭，家境贫寒。一九三三年参加法国共产党，在四十年代抵抗运动中被捕，在阿尔及利亚集中营里被关押近三年。“二战 ”胜利后参与组织工人罢工运动，担任过法国参议员和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个经历，从性质上说和中国革命文学第一代作家的丁玲、胡风、冯雪峰以至周扬等有相似的地方，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初一代的信仰者和参与者。加罗蒂在类乎自传性质的《历史的见证》一文中说：“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拂晓，我们的父辈在 ‘出征 ’之前来到摇篮旁边亲吻我们。二十五年后我们做着同样的动作。”（《论无边的现实主义》，181页，下引该书只标页码）战争、革命、社会主义在他们的生命中有一种 “内在性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像胡风、丁玲他们在经历那样的磨难挫折之后，晚年仍矢志不移，这是将信仰抽象化，“异化 ”为自身的压迫力量。不过换一个角度，这种坚持似乎也合乎情理，就如加罗蒂说的：“社会主义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强制的必然性。”加罗蒂一九八二年改宗伊斯兰教，但在他写作《论无边的现实主义》的时候，他对共产主义信仰毫无疑问：“我最大的快乐是在五十五岁时仍然忠于我在二十岁时的选择。”一九四九年九月到十一月，他和保罗 ·艾吕雅一起去美洲参加泛美和平大会，第一站是墨西哥，看到 “贫困的现实在这里比任何现象都更为残酷 ”，看到墨西哥乡镇的令人窒息的情景而心神不宁。艾吕雅为此写下了题为《当代人类的要求》的诗，其中有这样几行：

我对你们说一个时代，它没有欢乐没有光彩，/它是一段并不神圣的往事，却是我的时代。/ ……未来的人们，想象一下这个黑暗的时代，/要在明天理解我，你们应该看看昨天。（212页）

不过，时代更迭和这一代人的离世，也意味着一个时期的终结。在这些人那里，生活和文学几乎是同一的，都内在于生命：“人对现实的把握，不是凝视的，而是被经历和支配的现实。”加罗蒂在论述圣琼 ·佩斯的时候用了 “双面人 ”的说法，说他的 “悲剧 ”是“作为从事社会活动的人，他不能把他的行动变成诗歌，也不能把他的诗歌变成一种行动 ”；“歌声在行动结束的地方开始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对自身特征的给定，都有一种 “回到 ”中古，或更早期时代艺术和人的生活那种 “同一 ”的理想。这就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的谢尔盖 ·特列季雅科夫提出、被本雅明一九三四年重申和论述的 “作为生产者的 ”“行动的 ”作家的概念。这也是加罗蒂说到毕加索的那层意思，通过画，“现实成了参与 —不是就这个词的学术意义 —尽管它曾保留现实的魔力 —而是就劳动和战斗的意义而言”；“人对现实的一种把握；不是凝视的，而是被经历和支配的现实”。这一诗歌和行动、生活的关系，在加罗蒂那里得到进一步的解释。他在分析毕加索的时候说，他“不是为了把政治观点并列在他的艺术作品里，而是他的创作的必然发展导致 ”他对共产主义的加入。依社会主义文学的理念，诗歌和行动分裂的克服，正是对资产阶级文学的超越的重要指标。不过在今天许多人心目中，这只不过是一个时期，或坚持某一政治、文学理想的作家所做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