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季剑青

也许所有英年早逝的天才都免不了被误解的命运。生前他们的杰作已经备受争议，死后更只能任人评说。然而，若一部作品在作者去世后仍不断地激发争论和思考，而不是被盖棺论定、安然进入学术史或思想史，也未尝不是一件令人感到安慰的事：这是对作者短暂生命的补偿，是其不竭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最好见证。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以下简称《儒教中国》）就是这样一部著作，他在其中所提出的那些重要问题，直到今天仍是任何一个关心现代中国的人无法回避的挑战。

列文森于一九二○年出生于波士顿的一个犹太家庭。一九三七年他考入哈佛大学，一九四一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此时列文森并未表现出对中国的特别兴味，实际上他修习的专业是欧洲现代史。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一九四二年三月，他应征加入美国海军后备队，先在日语学校学习了一年，随即被派往太平洋前线，在情报和技术部门服役。一九四六年三月列文森以海军高级上尉的军衔退役。太平洋战场上的经历显然激发了列文森对东亚的兴趣。退伍后的列文森回到哈佛，继续攻读历史学，很快于一九四九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一九五一年九月，列文森入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一九五三年，列文森的第一部著作《梁启超与现代中国的心灵》出版，虽然受到若干批评，但他此后在伯克利的学术生涯大体上可谓一帆风顺，直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六日，一次泛舟旅行意外地夺走了他的生命。

尽管列文森最初接触的是日语，但他很快就决定将中国作为他的研究对象，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认识到日本的遗产多数源于中国；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列文森发现中国历史独具魅力，他后来回忆自己投身于中国研究的初衷时说：“中国历史的吸引力在于它的独特性。在研究某个我们所知甚少的对象时，不会感到无聊。投身于诸如美国史这样非常成熟的领域，没有什么吸引力，在这样的领域中，我们不得不让自己适应一种就细枝末节或翻案文章吵来吵去的讨厌的环境 ……无论是历史学，还是我的气质，都不适宜做这样的工作。而在中国史中有大片开阔的处女地，很有可能在里面找到一条把我们引领回家园的漫长道路（the long way home）。”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列文森不愿把自己局限在已经高度专业化的欧美历史研究的藩篱中，前景广阔充满未知数的中国史为他提供了更大的舞台；但同时他又意识到，中国研究有可能为西方认识自身提供有价值的参照。

《梁启超与现代中国的心灵》出版的时候，列文森已经着手撰写《儒教中国》。一九五八年，该书第一卷《思想连续性问题》问世，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后两卷相继出版。全书以其宏大的架构和所讨论的问题的重要性，成为中国研究领域无法回避的巨著，然而列文森处理问题的独特方式又使得它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它是以一种挑战的姿态进入到美国中国学研究者视野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