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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的余治平教授。这一节，我们要继续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学本身符合统治者需要

汉武帝选择儒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他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儒学本身所具有的思想内容和精神气质，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

比如说在汉初，黄老道家的清静无为，已经实行了六十多年的政策，已经把天下养得国富民足。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一无建树，作为皇帝来说，他是很着急的。皇帝考虑的利益，汉武帝始终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呢？长治久安，怎么样让政权维持得长久。黄老道家强调清静无为的，没有自己的一套建构，完全地按照自然本性来治理天下，治理国家，甚至连政府都不需要。这种学说肯定满足不了统治者的需要。

而法家强调严刑峻法，以吏为师。那么，刚刚发生的秦朝灭亡的教训，已经足够深刻了，它让汉初的君臣都意识到——新的王朝，刘汉朝廷要治理天下，不能再采取法家那一套严刑峻法了，必须要改弦更张，必须法后王，必须有所创新，重新选择。至于墨家、阴阳家、名家等等，都有他们的局限。那么，能够适合治理天下潮流的，能够满足统治集团需要的，能够成为统治方略的，可以选择的时候，也就是只剩下儒家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这么一个建议，是水到渠成。早10年、早20年都不行。时机不成熟，条件不成熟，晚10年晚20年也不太可能，因为什么呢？武帝，他的事功心理是非常强的。现在人说他好大喜功，其实他是有抱负、有理想的一个人，只要是时候，有人提倡，他都会积极地考虑。所以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董仲舒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是君臣结合的一个时代产物。缺了哪一方，都不行。

汉武帝，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仅仅是接受了董仲舒“天人三策”当中“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建议以及“兴太学”，“立庠序”之学的建议，还有实行察举制度，普天下选拔人才的这么一个建议。

但是，在最根本的地方，董仲舒提出来就是“以天制君”，以“天人感应”限制王权这一点上面，应该说还是触动汉武帝的忌讳的。这也是现在有学者分析，说董仲舒为什么对策对得这么好，所得到的回报却是这么一个小的官职，一辈子都没有受重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当一个有为的皇帝、一个想做事的皇帝，他在这边大显身手的时候，位于他之下的臣子给他建议，要限制他的王权，要在他的头上加一个“天”来限制他，无论如何皇帝是接受不了的，无论如何武帝是不开心的。所以说董仲舒就不可能有一个好的政治归宿。

公孙弘也是治公羊学的，但是他治公羊学，专业程度不如董仲舒精。这个人，按照后来《汉书》的记载，他可能是比较会钻营的那种，他能够迎合皇帝的胃口，迎合皇帝的需要。尽管公孙弘也治公羊，但是他就不会讲“天子一爵”，不会讲什么“以天制君”。他在皇帝身边，成为皇帝任何一个政策出台的点赞者，一个讴歌者，不会像董仲舒那样这仗义执言，直接对事情本身提出批评，或者提出一个建议。所以到东汉人写《汉书》的时候，公孙弘，好像对他的评价都不是太高。

应该说越是理想化成分越高的学说，儒教学说，越是理想化的东西，其实它生命力往往都是很短暂的，往往都不能够跟当权者，跟政治家形成一个统一。从孔子到孟子，对吧？都是周游历国的，到荀子，到董仲舒。为什么这么多儒家都不得志，而且这些儒都是真正的儒。而像公孙弘未必就是真正的儒，公孙弘只不过是用儒家、用春秋经来赚取了晋身之阶，他能够通过察举制度，能够初通公羊，然后进入朝廷，到此为止，学术成为他的一个晋身工具。不像董仲舒这样的人，他是把学术就当做学术，就当成自己的理想，而且把这种儒学史上先贤所所设计的一种几乎没有实现可能的这么一种理想，去做很执着的追求。

与政治捆绑的双面性

儒家与皇帝合作以后带来的好处是什么？能够让天下所有的人都能够有机会学习和接受儒家知识。特别是当儒家成为科举教科书，成为察举的一个教材，成为教化的一个读本以后，那么儒家知识的普及，儒家知识面向全社会、面向全大众的这么一个机会就来了，使儒家成为被全民所接受的一种学问。儒家藉此而普及开来，这就是儒家所得到的好处。

但是同时也带来伤害。这个伤害是什么？因为儒家跟政治的密切联动，容易让自己受伤害。特别是受一些利益牵制以后，让儒家不能够就站在一个客观的、公允的立场上来判断问题。如果跟政治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反倒影响儒家道统的创新和生存。所以这个东西是把双刃剑。我们在儒学界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儒家跟政治结合，儒家知识分子和政客、政治家结合，它是有利有弊的。就看你在什么时代，从哪个角度去发挥它的作用。

否则的话，就是空洞地谈这个东西，就不好说。儒家在与政治的结合当中得到了好处，同时也丧失了很多。这里面引申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后世很多的学者、社会大众，因为儒家和政治的结合有这么长的一个历史，往往把儒家和独裁，把儒家和专制联系在一起，甚至划等号，其实这是对儒家的一个极大的误解。我们刚才说孔子强调“君君臣臣”，强调“正名”学说，荀子强调“从道不从君”，其实都是有骨气的儒家，都是有铮铮铁骨的儒家，这种儒家知识分子是不会向现实低头的，不会像昏庸之君，不会向残暴之君低头。

但是儒家跟政治结合以后，很容易导致一种所谓的“儒家”。这种儒家是变味的儒家，他就是为了跟政治苟合，甚至为了一个蝇头小利，而取悦于政客、政治家，最后导致丧失了儒之为儒的原则，而不能坚守儒家的王道正义，把自己的脊梁骨都抽掉了。所以儒家在政治面前始终是站不起来的，这是到明清以后，很多儒者所面临的一个基本的状况。

所以在本质上面，儒家的政统和道统，还是有严格的区别的。儒教的圣一定不是现实当中的王，儒家是强调道统和政统一定是有严格的界限，但是后世，因为儒家和政治捆绑一起，很多人把这个界限泯灭掉了，然后在骂专制、骂政治的同时，也连儒家一同骂。

这就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即使在今天，在我们研究儒学的学者当中，我都极力呼吁和主张，我们要跟政治保持距离，我们要保持一个学术的独立性，我们要保持一个道统的纯洁性。当这个社会被污染了，当这个世道坏了以后，还有儒家的道统在，还有一些儒家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就有希望，这个民族就有希望，而不是所有人都向政治、向权贵卑躬屈膝，都没有了骨头，那我们这个民族就完蛋了。

儒家走到头了

那么，有一个问题也有朋友经常会问到，从孔子“正名”到孟荀，他们对君王都有限制，到董仲舒成了“以天制君”，那么，他们这一套办法有没有用呢？在中国历史上成效如何？

我可以很悲观地告诉大家，成效是微乎其微的，收效甚微。因为什么呢？因为儒家强调对君王的限制，一般来说，都是从君王修身的角度来提出来的。儒家在《大学》体系里面，它有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求。这个不是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的，我们普通老百姓是没有治理天下的资格的。这就是对帝王来说的。所以儒家的学问一开始定位是很高的，它就是“帝王之学”。儒家也非常强调，劝学成本，治理天下的成本。在上古时代，你要教导天下所有人都开悟，让天下所有人都明白儒家的仁政、道义是不可能的，那么怎么办？核算一下成本，咱们就影响一个人，影响谁？影响君王。

影响皇帝，把一个人把他引导好了，那么他治理天下，容易形成天下大治的这么一个局面。而怎么样影响这个君王呢？首先从君王修身开始，又建立一整套的功夫体系。“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对吧？

讲了那么多，儒家的很多的学问都是对君王来讲的，很多的要求都是冲着君王来提的。但是，这些东西，归根到底，说一千道一万，都仅仅是道德性的一个规劝和希望，连一个基本制度都谈不上。我这个君王，我要有道德就有道德了，我要没道德就没道德了。我要有道德，我就可以“仁民爱物”，就可以治理好天下；我要没有道德，那就可以像夏桀商纣那样的君王，对吧？可以暴行天下。

那怎么行呢？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古代的政治，在儒家这里其实也已经走到头了。你没有一个强硬的、外在的制度约束，仅仅靠道德去约束君王，那是不可能的，是不现实的。所以真正的，要使一个帝王成为一个好的帝王，要使一个君王成为一个好的君王，还必须依靠民主制度，必须依靠现代背景下的对君权的一个制约制度，才有可能。你指望道德，那完全是扯淡。

我2018年在衡水开会的时候，董仲舒学术年会上面，我做的开幕致辞的时候就强调，董仲舒“以天制君”，用“天人感应”这套，就是外在的东西来警告君王，提醒皇帝，叫他不能为所欲为，不能胡作非为，实践下来是没用的，没有一个皇帝理他的。甚至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皇帝都可以假借着这些感应的学说另起一套炉灶，来证实他的行为的一个合法性，所以真正的出路还在于现代民主。

光靠儒家的这么一套道德约束，德行规劝，甚至天人感应，灾异制约，这套已经限制不了皇帝为所欲为、胡作非为了，必须依靠一套制度性的、体制性的东西来约束皇帝，这才是根本出路。所以儒家的东西已经走到头了，就不可能有用了。

在中国古代，我们还有史官文化。什么叫史官文化？左史记言右史记行，你皇帝在大殿上面，这边一个左史，这边有个右史，你说一句你动一下，采取什么政策，马上就有人给你记下来。左史右史所记的这么一个文本档案，本朝皇帝是不能看的。后代皇帝可以看到前朝皇帝的这么一个档案，但是本朝皇帝则看不到。

所以任何一个皇帝都要对这种左史、右史保持一份敬畏。因为什么？他怕自己在这边瞎说，或者这边瞎弄，人家把它记到历史里面去，然后在历史上它就形成一个物证。人都是希望留个好名声的，所以君王都害怕这个，但是就这种制度最后也没用。你左史、右史都是我任命的，你不听我的话把你杀掉，对吧？所以有什么用？没用的。 

好了，这一节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就要聊一聊，怎么样读懂董仲舒的问题，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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