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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的余治平教授。上一节，我们聊了董仲舒其人其事其生平。这一节我们要从整体上讲一下董仲舒思想当中重要的一块内容，就是他的天人感应学说。

天人感应的机理

这个天人感应学说对中国的文化、思想、哲学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必须要呈现出来的。你学董仲舒，不懂天人感应，你读汉代的学说，你不懂天人感应，完全是不对的。那么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又是有他的一个学术体系。它首先是要通过阴阳五行来完成的。作为天人感应的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他的灾异学说，所以它是一套的思想体系。徐复观先生曾经就说过，董仲舒非常重视“类”。董仲舒的感应学术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类”，类似的类，类比的类。在语义学上面，它包含着像、似、类比、类推的意思。他的立论大前提是天人同类。金春峰先生也说过，类比，物类类比是董仲舒认识论的，认识方法的一个本质特点。

中国古代思想当中的感应，在对象内容上有物与物的感应、人与物的感应、天与人之间的感应。董仲舒以为，物物相感，人物相通，天与人相应的根据，就在于同类相动，以类度类。应该说这个思想的挖掘还是非常重要的。我在我的《唯天为大》那本书里面，做了一个很深入的仔细的一个揭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董仲舒说，“天道各以其类动”，“同类相益，异者相损”，相同类型、相同性质的天下万物可以互动，可以彼此沟通。但只有相同的事物之间，才会相互助益,相异的事物之间却容易导致彼此损丧，这既是自然世界，又是人类社会的一条普遍法则,是感应现象发生的基本前提。

注意啊，我们现在就是在介绍感应发生的一个前提。董仲舒说：“天道施，地道化，人道义。圣人见端而知本，精之至也。得一而应万，类之治也。”所以呢，“类”是世界存在之间的可通约性，通过类，通过这种可通约性，我们建立起物与物之间的交汇。天地人三者之间，在本体状态中是统一的，他们之间则存在着性质、本质和品格上面的类似和相通。找到了这种类似和相通，也就找到了它们的“类”。人如果抓住了天、地、人之间的“一”,就有可能与万事万物建立起有效的感应关系。

从感应的发生机制上来看，因为“气同则会，声比则应”的原理。阳之气当有助于阳性的物事；而阴之气，则一定有助于阴性的物事。阳对阳的东西有作用，阴对阴的东西有启发。

人们可以从阴阳之气的沿袭、继承关系上明确推断出，同类物事与异类物事相互益生的情况。比如说，在琴瑟的一根弦上面敲打出宫音，那么在其他的弦上的宫音也会有所响应。如果击以商音，那么其他弦也会发出商音，甚至宫商角徵羽五音当中，相近的音都可以引起共鸣。这并非有什么神灵在起作用，而是一种“数”的必然，一种“类”的必然蕴藏在其中，并不神秘。他这个学说解释了同类相动的一个原理，而且解释得非常早。

在董仲舒的哲学里面，感应的中介、媒介或者感应发生的前提都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阴阳之气，一方面是性情，这两个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感应发生时不可少的两件东西。但是说到底，这两个方面又是同一而不可分的。 董仲舒说，“阴阳之气在上天，亦在人，在人者为好恶喜怒，在天者为暖清寒暑，出入、上下、左右、前后平行而不止”。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性情，喜怒哀乐，这种性乃是阴阳气在我们人身上的表述和反应。正因为有了阴阳，因为有了阴阳之气，物、事、人的感通才是可能的，感通才会发生和兴起。经由性情而呼应，物、事人之间的感通才得以完成。而不止于此，就是物也可以有性情，由此而实现与人的应合。

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物没有性情，物没有什么内在的机理，我们人根本对它没办法进行感知。我们去主动地要感应它，它也是个死的东西，不可能回答我、应对我。所以董仲舒的这么一个天人感应学说，这样就把物盘活了。所有的物都是活的，都有内在的感应的、机理的，都有内在的感应的前提和因素的。只有这样，我们人，才能跟它实行一个有效的沟通。

感应这个东西并不神秘，而是由感应心情而生发、推动和作用的。再次强调一下，感应的中介和媒介在阴阳之气，在性情。情与气看似两件，但是，作为沟通天地、连接物物的桥梁，其实是一致而不相悖离的。董仲舒的著名的这段引文，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夫喜怒哀乐之发与清暖寒暑之时一贯也”，人的喜怒哀乐之发与天气的晴暖寒暑，自始至终都是同一的。

科学家通过实验成果推测，意识可能并不仅仅存在于人的大脑之中，也有可能在宇宙之中游动。如果被证实，那天人感应之说可能有一定道理。（图片来自网络）

“喜气为暖而当春，怒气为清而当秋，乐气为太阳而当夏，哀气为太阴而当冬。”董仲舒说：“四气者，天与人所同有，非人所能蓄也”，并不是说我们人才有，天没有，不是这样的。“固可节而不可止”。注意，他说可以节而不可止，董仲舒没有强调，绝欲，把人的欲望给它杜绝掉，没有，把人的欲望给它扼杀掉，董仲舒没有。他说可节而不可止，“节之而顺，止之而乱”，你有限度地、有节地制地使用它、发挥它就会顺，而你如果把它，就是说让它停止掉，把它扼杀掉，那么就会乱。

“人生于天而取化于天，喜气取诸春，乐气取诸夏，怒气取诸秋，哀气取诸冬，”人从天出，人的神、形、气皆取法于天，人情之喜，为暖性，与少阳、春天相当；人情之怒，为清性，与少阴、秋天相而；人情之乐，为太阳，暑日相当。人情之哀则与太阴，冬日相当。情与气，既在人也在天；情与气，既通人也可以通天。所以，这就把董仲舒的阴阳五行的天人感应所依赖的阴阳五行那么一个产生的机理，跟大家稍微地交代一下。如果要仔细展开，说三天都说不完。

天人感应在中国是一种信仰

关于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甚至包括阴阳五行学说的这个作用，很多人都有疑问。在这里我做一个简单的回应。应该说阴阳五行之学，以及建立在阴阳五行之学基础之上的天人感应学说，在中国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古今以来，好之者不绝，并没有因为现代科学的传入，而让阴阳五行之学在中国就没有市场。相反，阴阳五行之学、天人感应学说，在中国一直有它们的信仰者。中国人是非常相信这一套学术系统了。

从学理意义上来说，董仲舒是汉初一个儒学大家，他是在百家争鸣之后，这么一个历史背景下，对儒学进行一个整合，对诸子百家进行一个整合，然后发展和推动儒学的。他站在儒学的立场上面，吸收了诸子百家之所长，这其中就包括阴阳五行学说。那么董仲舒采取了阴阳五行当中的精华，然后以儒家的“仁义”以学术为核心，对它进行加工和改造，是有他自己的学术创新的。 

阴阳五行学术系统，是有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学术价值的。在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之前，阴阳五行学术系统在中国盛行了2000多年。就拿人们看病来说，在西医传入之前，中国人看病靠什么？还是靠阴阳五行这套系统所建立起来的中医，中药这一套来治病救人。我们的老祖宗靠中医中药已经维持了几千年了。这个问题说明，阴阳五行系统这一套，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中医中药这套学说，有它的一个有效性。

因为西方医学体系的存在和冲击，然后就取消它的一个合法性，我觉得这不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阴阳五行系统，它跟现代科学体系，是两个系统，各自都有自己的历史、基础、学理、作用范围。如果你非要把这两个系统弄在一起，说谁好谁坏，我觉得这是不科学的，这是不严谨的。就相当于我们说，拿一头牛和一头羊去比，非要说牛的系统和羊的系统，谁比谁优越，我觉得这个说明不了问题。而实际上应该就是针对他们各自所发生的效果来谈问题，这样能够说得清楚。

现代科学体系有它的作用范围，比如说依靠现在科学体系，我们能够把火箭发射出去，能让卫星上天，人类能够登上月球，这些都是靠现代科学原理完成的，而不是靠阴阳五行气这套原理来完成的。我们的中医中药，我们的针灸推拿这一套系统，又恰恰是靠阴阳五行气这套原理来的。

用现代物理学，现代数学的方法去解析它、去分析它，完全是不可能的。现代医学再发达，有X光片、有什么其他的B超，有彩超，有这些现代化的医疗器械，但是你找不到人体身上那么多穴位，经脉。但是，中医的确确可以针对你的穴位来进行治疗，能够达到它的一个效果。

现在人有一些毛病，一些器质性的毛病，你必须通过西医的手法，破肠开肚，把病灶拿掉。但是有一些病症，你用西医根本就治不好的，这个在民间有很多的案例。中医多少年都在伸张自己的合法性，这个东西一定有它的一个作用的范围和空间，一定有它的合理性，你不能用这个合理性来取代那个合理性。

中医阴阳五行图解（图片来自网络）

阴阳五行之学跟周易结合起来以后，对我们人生指导作用，即使在今天，在当下，就有很多人信仰它，包括我在内，我还是很相信阴阳五行这一套的。这套学说，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融入到我们中国人的血液里面去，已经到了我们的骨髓里面，成为我们的文化的一个部分，成为我们的一种遗传基因，文化的遗传基因。

我这么说一点都不过分。董仲舒在当年，把自然天象和政治行为所做的一个结合，就是基于一个经验观察的总结的结果，而这种经验观察，它是具有可重复性的，那么在今天仍然有它的效果。为什么某地下大雪了，反常天气下大雪，不是在三九严寒下大雪，啊，这个肯定有很大的冤情。这在中国成为一种信仰，你没办法在人们的脑海里面，在我们的文化遗传基因里面把这个东西摘除掉，然后我全新地来接受一个西方科学的洗礼，不可能的。

天人感应学说的演变

基于阴阳五行之学的天人感应学说，在汉代是个显学，从西汉到东汉一直有流行，特别到东汉以后，就以谶纬的方式出现。谶纬的流行，在西汉后期至东汉中叶达到了一个极盛的状态，一时被称为内学。王莽改制、光武中兴都曾以谶纬作为合法性依据。王莽在位的时候，“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籀》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

涌现出大批方士化的儒生，儒生完全搞得成方士一样。同时大量零散的经谶，图谶，谶语，符谶得以集结汇编，这就在客观上面为谶纬的泛滥奠定了人才基础，提供了资料准备。

谶纬是把天人感应学说演绎到极端了，甚至出现了很多人造感应的这么一些情况。比如说有一些灾异谴告，有一些祥瑞，祥瑞符号都是人为的制造出来的，那种情况几乎是到迷信的一个状态，而这种迷信状态那时候跟官方的大力倡导有关系。

官方造出一个什么我要上台了，有什么天降祥瑞的感应了，然后就导致天下到处都捏造出这么一种东西。这种谶纬之风的兴起，导致一个什么灾难的结局呢，就是让天人感应学说开始萎缩化。最后朝廷不得不出面，禁止人私自演绎感应学说、私自演绎图谶；只有国家颁布才行。你民间所搞的都可能威胁到现政权的统治。我皇帝坐得好好的，你非在那边弄出一个皇帝，他有什么征应，有什么祥瑞之兆，那我这皇帝还要不要做？！

就是官方禁止，天人感应以及谶纬之学被官方所禁止。禁止了以后，就导致董仲舒的学问开始萎缩。有很长一段时间，董仲舒的学问没人去研究它，没人敢碰它，碰它有政治风险，碰它有杀头的风险。这也是导致董仲舒学说后来不幸，就是说不可能成为显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刘秀以图谶起兵，东汉的第一个皇帝。他即位后，重新将谶纬作为重要政事裁定决断的参考依据，这很有意思。中元元年，也就是说西元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从此之后谶纬所凭藉的根本经典《河图洛书》总共45篇，以及纬书，合36篇，总共有81篇，被正式确立为官方的经典。官方也取得了对谶纬的一个解释权，取消了对谶纬做随意歪曲蓄意发挥的可能性。此后凡私自造作谶纬者，一律视为非法，罪当诛杀，于是谶纬便获得了政治上的一个垄断地位。在经汉章帝建初四年的”白虎观会议“之后，谶纬又完成了与今文经学的合作，从而又在学术上站了一个统治地位。

魏晋以后谶纬之学的主流，基本上便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为道教、佛教所消化和吸收，依托于一定的宗教形式而存在着。一个是在民间信仰当中继续传播和扩散。中国民间的谶纬以不同的文字、不同的形式以及不同的版本，在历朝历代当中流传不绝。

这种流传其实并不意味着人群民众就是愚昧无知的，甚至与知识水平没有一点必然关系。关键是中国人在本性上面天生的就信这种说法，就认这种说法，相信什么，就会进入什么样的逻辑系统。这是信念、信仰领域里面的事情，或许任何科学普及或者知识学习都难以对此作出修正和改变。

好了，关于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的问题，我就讲到这里。下一节，我将跟大家聊聊“天人三策”，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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