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文学院院士、作家达尼·拉费里埃

特约撰稿/张悦然

秋日的一个下午，我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祖尔玛出版社跟达尼·拉费里埃（Dany Laferrière）见面。达尼却迟迟没有出现，这使祖尔玛的社长洛尔感到不安。一来是因为跟达尼认识那么多年，达尼从来没有迟到过，二来是达尼不使用手机。后者显然加剧了前者所产生的担忧，使所有人都变得很焦虑。直到收到他发来的邮件，说前面的活动出了一点状况，正在赶来的路上，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作为法兰西院士中的一员，达尼虽然事务繁忙，但几乎每天只去一个地方。这个空降的采访，或许令他感到有点措手不及。

15分钟后，他穿着深色西装和一双红色球鞋走了进来，看起来至少比实际年龄年轻10岁，而笑起来的时候，就像他时常在他的书里做的那样，总能轻而易举地回到童年，露出一种孩子气的狡黠。于是我们的采访就从他的童年开始。在明亮的热带里，美好得几近不真实的童年；随后，暴风雨来了，23岁那年，达尼因为朋友遭独裁者暗杀，自己的生命也受到威胁，离开海地开始流亡生涯。虽然他在写作中不可避免地使用着这些经验，但是他从不表达廉价的痛苦或愤怒。他不以受害者自居，也没有变成反对独裁的斗士。“我怀疑流亡作家的一切使命感。”在小说《还乡之谜》里他这样写道。在他看来，最大的悲哀是以反对独裁者为目的，使其变为生活的中心。况且流亡所带来的只是一种物理距离的远离。谈到与留在海地的母亲的关系，达尼强调自己不是移民作家，因而没有那种对于祖国和亲人的复杂情感。他暗示在他们的主动选择里，包含着背离的决心以及融入的焦虑。而他与故乡之间的情感从未被类似的事物离间。

我第一次读达尼的书，是他的散文集《穿睡衣的作家》。差不多有一个星期，我去哪里都带着那本书。它总是能轻易地帮我把日常生活推开，让我拥有一小会儿属于文学的尊贵而安宁的时间。在这本书里，达尼随意挥洒着他的智慧与幽默，就好像那是万圣节时塞在孩子手里的一把糖。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真诚和坦率。他感激文学把他带到世界各地，从此不再为旅行花一分钱，认为同代作家之间的关系是“一杯混合了温情、嫉妒、友情、纯粹仇恨、甜蜜和暴力的鸡尾酒”，大大方方地揭露自己在与朋友的谈话中是如何刻薄地议论同行的。他把那个正坐在桌子前面写这本书的人，当成是小说里的主人公一样去审视和剖析。他坚称这本散文集是一部小说，如果它是的话，那么故事所发生的地点就是达尼的精神世界。

达尼在书中说：“有一些作家教会我们一些事。有些作家成为朋友。”他将一些主题和风格与自己亲近的作家视为朋友。但有些时候，我们视一些作家为朋友，并非因为主题和风格的相近，而是他们亲切、温暖的天性，还有那份完全将自己交托出去的慷慨。从这一点上说，我觉得达尼可以成为很多作家的朋友，即便他们素未谋面。

作家张悦然在巴黎和达尼·拉费里埃的访谈现场

“我曾经活过童年，现在再活一次”

张悦然：你的写作带有浓郁的自传色彩，在很多作品里，你一次次返回童年，品味着那些难忘的细节，比如热带水果的迷人气味、外婆及她煮的咖啡等等。每次返回童年的感受是否都会有不同？这些年里，你对童年的理解是否也因为写作而发生着改变？

拉费里埃：我的童年一直在延续。我曾经活过童年，现在再活一次。我在用精神品味它。在写作时，我能看到那幅图景中更多的东西。童年中，只有我自己。现在，我还看到童年中所有在我身边的人以及整幅图景。这很不一样，因为这让我了解到更多关于我童年的事物。比如，我了解到我的童年是被精心导演出来的戏剧。那种童年的幸福是经过我母亲、阿姨和外婆的设计的，她们为了不让我受到独裁氛围的影响做了很多努力，使我度过了一个完美的童年。这也是为什么我的书里几乎没有独裁者的形象，因为我并未经历过。我被保护起来了。

张悦然：你的作品，你对母亲的爱意几乎无处不在。那种爱意不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复杂的、矛盾的感情，而是非常明亮和纯粹的，并且你很在意母亲对你的作品的看法。在很多移民作家里，我们读到的往往是因为价值观、教育背景及生活环境所造成的与父辈之间的隔阂、疏离和冲突，就像库切在《青春》里所写的那样，母亲的爱似乎无法穿越国界和文化，滋养现在的“我”。这和你的作品里所呈现的母子关系截然不同。你认为你的迁徙对你和母亲的关系是否带来一些变化，你和母亲的感情是如何战胜那些变化的？

拉费里埃：我跟他们不同，我并不是移民。这可能解释了所有问题。移民是接受自身境遇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或出于经济或出于政治原因必须去另一个国家生活。但我是个旅行者，尤其是精神上的旅行者。独裁者把我归于流放者一类，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对我而言，相反，他们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流放无非就是不需要机票的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