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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选民，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西南联大英文课”课堂。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清华大学和广西大学的教授，主要从事翻译学、比较文学和跨文化传播研究。 

在2016年下半年，中译出版社找到我，邀请我来参与《西南联大英文课》一书的翻译工作。此前，我曾接到不同的翻译项目邀请，我都拒绝了。但《西南联大英文课》是我无法抗拒的任务，因为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西南联大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集体文化记忆，它的故事已经成为经典，被一代又一代的人阅读、阐释。于是我欣然接受了这项工作。

接下来，我与来自清华、北大、南开、北外的约十位老师，齐心协力，用了大约半年的时间，将这本书翻译成了中英双语版本，作为向西南联大八十周年的献礼。

自出版以来，这本书受到很多读者的喜爱，一直位于畅销书之列。于是，我们想更进一步，将这本书以音频课形式呈现出来给大家。此次我们邀请了几位学界知名的优秀外语教师来讲授。我今天的任务是对这门课程做一个导引，让大家对课程的内容和特色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和认识。

在第一节中，我将给大家介绍一下西南联大的办学历史及办学理念。

西南联大的诞生

1937年7月7日夜晚，宛平响起的枪炮声标志着抗日战争开始。但是，北平的人们当时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战争的危机，以为这只是平常的军事演习。翌日，北平城内的北大物理系教授、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还想约几位好友去西山野炊；有好几位教授聚集到胡适家听他讲战争局势，但胡适也觉得此次事件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北平城外的清华大学，地理位置比北大易受袭击，一些师生开始准备转移教学设备和图书资料等，但是正常教学活动也还在进行。不过，断断续续的战火蔓延，坊间开始人心惶惶。

7月25日和26日，双方再次交火，日本人下达了最后通牒，要中国军队立即撤离，一场双方实力悬殊的战争被迫展开。7月30日深夜，日本人炮轰天津城，之前积极抗日的南开大学成了一片焦土。而后，北平沦陷，北大和清华的师生们也失去了最后的净土。在飞机的轰鸣中，大家终于意识到，强盗已经到来，北平已不是久待之地。

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紧密相连，当时的知识分子有着最深切的共识，为了保存国家的教育根基，平津的知识分子们都朝着南方奔去。据统计，当时逃难的人55%是知识分子，因为不走就意味着要为日本的机构服务。1937年8月2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分别授函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指定三人分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三校在长沙合并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0月，1600多名来自三校的师生经过长途跋涉陆续到达长沙。10月25日，临时大学正式开学。但是，好景不长，随着上海和南京相继沦陷，长沙处境变得岌岌可危，临时大学不得不续迁后方的昆明。1938年2月19日，师生们在长沙韭菜园的圣经学院召开誓师大会，开始了南迁昆明之旅。4月2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名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的名称由此而来。

▲1946年5月3日，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

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许骏斋、余冠英、王力、沈从文

师生们入滇的路线主要有三条：一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由香港渡海到越南海防，再乘火车入滇；二从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车途经柳州、南宁、镇南关进入越南，转乘火车入滇；而第三路最为艰苦，便是加入从湘西徒步走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旅行团包括284名学生，跨越了湘、黔、滇三省，翻过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等崇山峻岭，步行了1300公里。

前东北军师长黄师岳担任旅行团团长，黄钰生、闻一多、袁复礼等11位自愿参加步行的教师组成了教师辅导团。旅行团成员一律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每天徒步至少三四十公里，风餐露宿，绝大多数师生脚上都长满了水泡。然而，沿途的见闻，震撼并充实了他们的内心。就如闻一多所说，“火车我坐过了，轮船我也坐过了。但对于中国的认识，其实很肤浅。今天，我要用我的脚板，去抚摸祖先经历的沧桑。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书袋的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

▲闻一多与参加步行团的教师们

在行进的途中，学生们不管走得多累仍坚持学习，当时还是清华大三学生的查良铮，带着一本小型英汉词典上路，一旦记住某页内容就把这页撕下来，到达昆明时，这本词典已经被撕光了。查良铮六岁就在刊物上发表作品，在清华读书时也写了很多诗，多是带着浪漫色彩的，但经过1300公里的步行后，查良铮和其他旅行团的学生们真切感受了祖国山河的壮丽和农民生活的满目疮痍。从此，查良铮的诗风变了，有了泥土气，也更加硬气。

学校对旅行团的初衷就是一次教育，师生们都是带着任务上路的，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对地处我国大西南的湘黔滇地区进行了首次的人文社会考察与地理写真，到达昆明后撰写调查报告。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哲学心理教育学系的学生刘兆吉组织的一个诗歌采风小组，采集到2000多首民谣，在老师闻一多的指导下，后来编成一本《西南采风录》。

恰恰是这种特殊的求学历程让学生们对国家对社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大大增强了他们的责任感，从而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西南联大的办学条件

1938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开课。但是，师生们的生活并不安稳。他们的校舍是梁思成夫妇设计的，最后却因为经费不足，设计方案一改再改，校舍从高楼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最终，校委会决定除了图书馆和实验室屋顶使用青瓦，教室屋顶用铁皮，其它建筑统统覆盖茅草。上课的时候如果遇到下雨天，雨点打在铁皮屋顶上的声音就盖过了教授的声音，课堂不得不暂停。大家看电影《无问西东》里就有这样一幕，叫“静坐听雨”，很写实。

 ▲电影《无问东西》中，老师在黑板上写下“静坐听雨”的一幕

当时师生们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甚至很多教授都食不饱腹，为了贴补家用，闻一多开始给人刻图章，文人雅士的爱好，成了谋生手段。一些教授的夫人开始自己制作点心或在家门口或在街上叫卖。

最重要的是，师生们随时处于日军轰炸的危险之中，“跑警报”成了联大师生的共同回忆。1938—1944年间，日本飞机共381次袭击云南。空袭的警报一响，师生们就逃到郊外。为躲避轰炸，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令人在住宅前挖了一个大土坑，盖上木板，以作防空之用。为此，陈寅恪做了一副幽默的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喜欢躲进小楼思考哲学问题，常常对空袭警报充耳不闻，一旦醒悟过来便从楼里狂奔而出。而校长梅贻琦总是沉着冷静，穿戴整齐，拿一把弯把雨伞，安步当车慢慢地走，还不时疏导学生，大家看到他就有了主心骨。

当时的西南联大，条件是极其简陋艰苦的，但取得的成果是举世瞩目的。

历史学界有陈寅恪，写出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数学界有华罗庚，写出了《堆垒素数论》；文学界有汪曾祺，成为文学大家，被称作“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法学界有王汉斌，后来参与了新中国1982年宪法修订，以及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的起草；语言学界有罗常培，开辟了少数民族语言新领域；外语界有成为“九叶派诗人”代表的穆旦（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查良铮），还有被称作“外语三杰”的王佐良、许国璋、周钰良。后来将中国古典诗歌翻译成英法文，获得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的许渊冲先生，当时也在西南联大求学。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西南联大创造出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从1937年到1946年的短短8年零11个月，3000多名毕业生里就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元勋和100多位两院院士。

西南联大的办学理念

西南联大身上带着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的特色和印记，三校合并，使得西南联大集三家之强，吸引了中国最优秀的一批年轻人。北大的学生比较自由奔放，清华的学生则严谨求实，南开大学注重治学与强身健体并行。合并之后，联大的办学理念总的体现在“大师观”“兼容并蓄”和“通才教育”三个方面。

我们知道，联大基本上是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来主政的。南开张伯苓校长和北大蒋梦麟校长“让而不争”的胸怀也为人称道。梅校长有大家风范，为人温文尔雅，民主通达，大公无私。在他主政期间，处理三校的关系时不偏不倚，受到普遍尊重。

▲当时的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的校长分别是：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

梅贻琦1931年在他就任清华校长的就职演说中有一句名言：“所谓大学也, 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936年,梅校长在总结清华建校25年发展情况时又说:“大学之良窳,几全系于师资与设备充实与否；而师资为尤要。是以吾人之图本校之发展，之图提高本校之学术地位也，亦以充实师资为第一义。”这种对师资的高度重视，使得后来的联大聚集了一大批知名学者，人才济济，可谓群星璀璨。

第二，西南联大传承了原北大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时就提出:“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因此，三校的国内外知名学者、各学派自由争鸣,相互促进,形成了“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中平切合”的局面。

第三，三位校长均赞同“通才教育”理念。蔡元培在北大时就提出科学与人文并重，中学与西学融合，以便产生新思想、新理论，蒋梦麟继承了蔡元培的办学理念；梅贻琦在清华期间也主张文理渗透、通才兼识，“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南开大学的张伯苓重视人格教育，“南开大学教育的目的，简单说是研究学问和练习做事”。所以，西南联大组建以后，通才教育成为西南联大的一个基本办学方针。这体现在西南联大的课程设置上，学生们通常是文理兼修，各院系必修国文、英文和中国通史(工学院除外)，理工学院和工学院的学生必须选修一门社会科学和两门非本系的自然科学课程。

因此，当时的西南联大有着最好的学术氛围，真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你可以听到朱自清先生讲《古诗十九首》，钱锺书在课堂上漫谈文艺复兴时期的外国文学；你可以见证华罗庚在牛圈里撰写了《堆垒素数论》；你可以在金岳霖课上请教他为什么要喜欢《逻辑学》；你还可以目睹叶企孙的大师风范，看到他是如何影响并培养了包括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等几十位著名物理学家。

那时候学生住宿也不是按照院系来划分，通常都是抽签，所以一个寝室的室友可能来自各个院系，这种做法源自欧美，不同专业的学生住在同一个院子，英文叫做college（学院）；以专业划分的学院，英文叫School。这是两者的区别所在。能够融合不同学科的住宿学院，各种思想火花可以在这里得到碰撞。跨学科交流对于学生的思维发展和视野的扩大都是很有益的。

时至今日，西南联大成为了中国教育史上爱国、进步和奉献精神的丰碑。她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成为一座文化中心,虽身处边陲, 却引领思想、服务社会, 开启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绚烂的一页。可以说，当时西南联大的学术水平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座名校，而她先进的办学理念在今天仍旧值得高等教育界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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