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员工引入心理咨询服务这方面，大型国企是走在前面的（视觉中国供图）

互联网公司里的“小型情绪”

去年做一篇关于“新一线城市”的报道时，我在位于杭州的阿里巴巴蹲驻了几天，对两件事印象深刻，一是互联网公司真是年轻人的天下，二是年轻人加起班来真是劲头十足。我采访的年轻互联网干将，许多都以公司为家，晚上10点后离开公司是常态。办公楼里气氛融洽，但整个园区仍不免有一股紧张意味。

近来对于互联网公司“996”的讨论，行业形态以及社会共识都在指向一件事：互联网公司员工的职场心理压力，越来越受关注。我采访的两位“80后”互联网人，多年前曾供职于同一家公司，因为“在同一个战壕里奋战过”而结下深厚情谊。其中陆国庆先后辗转于多家互联网公司，甚至也曾加入过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创业大潮，最终因为心理压力过大而彻底离开了这个行业，他的故事将在后文中讲述；他的朋友建宁如今仍在其中一家O2O公司留守，等待机会。

这天晚上，建宁跟我聊完后，领我去他所在的公司转了一圈。接近10点，这座盘踞着几家互联网公司的大楼里灯火通明，进到公司楼层，工位大都空着，电梯里偶尔会冲进来一两位刚下班、背着双肩包的年轻人。楼道里贴满了奋战“双11”的标语，建宁指着它们说“再过几天，大家就得通宵达旦了。”

为了见我，建宁晚上7点钟就从公司溜了出来，现在回到公司，还能补上打卡。像“双11”这样的大节前，加班是必须的。“十一”假期一回来，他们老板就开始强调加班这件事，有时还会在九十点钟出现在办公室，像个查晚自习的政教主任。实际上，建宁所在的部门，服务对象是建筑、工程等传统行业，没有人会像互联网公司这样以加班时长评判工作饱和度，但这些都不影响老板对加班数据的执念。所以对建宁来说，“不是巨量的完不成的工作，而是一种隐形的、挣不脱的压力”。

于是部门一些同事只好“下有对策”，晚上六七点钟，先去吃饭、健身甚至看场电影，把时间耗完，再回公司打个卡。建宁有时也会效仿，但他心里并不喜欢这种做法，对将所有时间都花在公司这件事非常抵触，他上一次跳槽就与此相关。因此即使公司就有健身房，他还是在小区办了健身卡，试图把生活和工作尽力区隔开来。

这种扭曲的加班形态，使建宁对老板颇有微词，他觉得这人“不扛事儿”。“如果老板能表态，说我们部门的业务跟‘双11’无关，我们不加班，那我们在他底下工作会很舒服”。但老板上面也有老板，这种假设几乎不可能发生。

在互联网公司，加班是引起负面情绪的重要来源之一。心理咨询师宋仪征为企业员工提供心理咨询有将近10年，她的观察是，近几年互联网公司使用心理咨询的比例逐年增加。类似加班这样的“小型负面情绪”，她碰到过许多。

她曾有一位30岁左右的女性访客，从传统企业跳槽到互联网公司后，发现不适应。在咨询中，她告诉宋仪征，她原先是一个很客气的人，工作需要同事配合也用商量的口吻，到了新公司，她发现别人找她干活都是命令的口气。她觉得对方跟她是平级，凭什么用命令的口气。宋仪征分析，“互联网公司的结构相对扁平，年龄层又偏低，大家会互怼，口气会强硬，都是它的工作环境有别于传统企业的地方”。宋仪征告诉我，部分来访者的目的只是倾诉，他们心里对于该怎么办是清楚的，只是情绪上仍然需要疏解。

另一个同样来自互联网公司的年轻男性访客告诉宋仪征，同事认为他“冷漠”，老板也告诉他“需要在人际上有提升”。他自己则认为，性格如此，把工作做好难道还不够吗？可是他又不愿意因为老板的评价影响职业发展和晋升，因此对应该怎么做感到非常犹豫。宋仪征发现，这位访客需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达到“看上去外向”这个要求，这就是他的压力，来源于内心与外在要求的冲突。许多职场压力到最后，或多或少都与人际关系有关，尤其是，“当一个人比较在意外在认可的时候，更容易因为人际交往产生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