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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波兰人的沙龙往事

作者:爱乐

2019-11-06·阅读时长1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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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庄加逊

1831年9月,21岁的肖邦第一次来到巴黎,一个不得已的目的地。距离七月革命已过去一年,秋日的空气犹如颓败却坚持顶着骚动气泡的香槟,浸透了革命时代独有的纠结与炽烈。在寄往家乡的信中,肖邦以狄更斯《双城记》里的口吻写道:

这里有极度的奢靡,也有极度的卑污,有最高尚的道德,也有最虚伪的排场,每走一步都可以看见治疗性病的广告,喊叫、喧嚣、忙碌和灰尘,简直难以想象。一个人可以毁灭在这个天堂里,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在这里生活又很方便,无人会过问或干涉你的选择。你可以衣衫褴褛地走在大街上,也可以出入上流社会。在水晶宫般的餐厅,花32苏你可以吃到丰盛的晚餐。这里有烫金的镜子和煤气灯。接下来你可以吃午餐,他们提供刚好够一只鸟吃的东西而收你3倍的价格。

理查德·列奥纳多在《音乐之流》中称:“肖邦那时并不知道,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故乡(法国)。”这是一句难以自圆其说的判词。某种意义上,肖邦在法期间的生存空间是受限的,这种禁锢定义了他的创作边界;“与波兰岁月一脉相承”的生活样态又反过来激发他在有限的精神视野中创造无限想象与可能。与其说巴黎给了肖邦丰沛的文化土壤、多元的灵感刺激,倒不如说聚集于巴黎的一众流亡艺术家及波兰贵族阶层(包括波兰人及具备流亡灵魂的浪漫主义派)延续了作曲家的“波兰旧梦”,成全了肖邦在想象中重构自己的故土回忆,并凝固成一首首篇幅短小、善工精妙、只为钢琴而作的音乐。这种成全,可以更具体地指涉19世纪初的欧洲沙龙空间,在肖邦的生命里,沙龙远不止是一块甜蜜蛋糕,它在异乡与故乡、梦与想象之间,搭建起令作曲家自如游走的时空拱廊。

摩纳哥酒店

要在巴黎过得体面并且在音乐领域有所精进,就必须有可靠的收入,恰恰肖邦是个不能将就的人。肖邦喜欢奢华的环境、漂亮的衣服、高贵的朋友。他选择住宅,要有最好的邻居,要远离恶劣的气味、烟尘,还要避开铁匠的吵扰。他为家具花去大量金钱,选择任何家具都要讲究内部装饰。他喜爱花卉,房间必少不了紫罗兰的清香。他的床前一定要摆上诗集。就连穿戴都颇费功夫:他穿着天鹅绒背心(通常是黑色的),漆皮鞋,白色或黄色手套,其他的服装则是暗灰色。肖邦的标准是:要穿保守党俱乐部成员到处都不易得到的衣服,毫无疑义的高雅,避免任何艳俗的品位。无怪乎别尔嘉耶夫称波兰灵魂的贵族式与个性化到了近乎病态的程度,“这是斯拉夫民族中最精致、最优雅的灵魂,它陶醉于自己苦难的命运之中,矫揉造作地激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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