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立红

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法国朗格多克地区科洛尔盖村胡格诺教堂的钟声响起，战争动员开始了。加斯东 ·马佐里克老爹的四个儿子 ,两对同父异母兄弟吕西安、阿尔芒、阿尔班和乔治响应政府号召，相继奔赴战场。加斯东老爹虽然有些抱怨儿子在夏收季节突然离去，但他还是和当时绝大多数法国人一样，把应征入伍看作应尽的义务。如果说一七九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雅各宾派政府的全民皆兵令引发六十多个省发动武装叛乱，那么 “一战 ”期间，农民则提供了主要的兵源。朗格多克的胡格诺派农民更是从旧制度时期对抗王权的力量变成了忠于祖国的法国人。二○一四年，“一战 ”爆发一百周年之际，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克洛德 ·马佐里克教授，也就是乔治的儿子，出版《命运：一战中科洛尔盖村的四个 “法国兵 ”》一书，讲述了父亲和三个伯父的抗战故事。马佐里克一家的故事是朗格多克胡格诺派农民与国家关系变迁的一个缩影，而“一战 ”是这一关系变迁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朗格多克的胡格诺派农民

十六世纪宗教战争爆发以来，从天主教中分裂出新教徒，在法国被称作胡格诺教徒，集中分布在东部的阿尔萨斯和蒙贝利亚、东南部的朗格多克与西南部的夏朗德和圣东日，零散分布在卢瓦河地区、普瓦图、布列塔尼和法国北部。“一战 ”前夕，不包括阿尔萨斯，法国有 546480位胡格诺教徒，占全国总人口的 1.38%。朗格多克地区的塞文山区，是最典型的胡格诺教徒聚集区，这里在 “一战 ”前居住着全国三分之一的胡格诺教徒，在大多数村庄，都是胡格诺教徒居多。塞文山脉是法国中央高原的一部分，主要位于加尔省和洛泽尔省境内，向北延伸到阿尔代什省和上卢瓦尔省，向南延伸到埃罗省。科洛尔盖村就位于加尔省，十六世纪，胡格诺教徒经过与天主教徒多次对抗，终于在这个村庄占据主导地位，原来的天主教教堂被改建成胡格诺教堂。马佐里克家族并不是科洛尔盖村的原居民，父母的家族分别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十八世纪初从洛泽尔省圣日耳曼德卡勒贝尔特村（以下简称 “圣日耳曼村 ”）迁移过来。十六世纪上半期，新教在那里传播，日内瓦的一个书商在该村建立了一所教堂，居民几乎都改信新教。胡格诺教徒建立了自己的教会组织，控制了市镇当局。在教区教务会议的显贵领导下，居民共同体以一种相对民主的方式组织起来。

一五九八年签订的《南特敕令》规定天主教是国教，同时承认了胡格诺教徒的信仰自由和相应的权利。但这种自由和权利自路易十三以来，不断遭到王权的侵蚀。路易十四亲政后，变本加厉，先是限制新教徒举行弥撒的次数，随后下令拆除教堂。后来往塞文山区派驻龙骑兵，由胡格诺教徒提供食宿。在高压政策下，大批胡格诺教徒改信天主教，被称作 “新改宗者 ”。另一些坚持个人信仰的胡格诺教徒逃亡瑞士、德国、荷兰、南非，还有一些隐藏起来。一六八五年十月十八日《南特敕令》被废除，王权对新教徒的镇压加剧。尽管如此，塞文山区还是有不少胡格诺派偷偷地信仰新教。他们在十八世纪初爆发过卡米萨尔起义，遭到路易十四龙骑兵的残酷镇压。此后直到旧制度末年，新教信仰仍然以一种隐秘的方式保留下来。

朗格多克的胡格诺派农民善于在同一个村庄内部、同一个信仰内部结婚，通过婚姻、职业、信仰、地域构建紧密的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具有的民主特征又加固了他们之间团结的纽带。这些特性促成朗格多克的胡格诺派农民在旧制度时期能够长期对抗王权、坚守信仰，同样也促成他们支持即将到来的大革命和共和国。

从对抗到忠诚：胡格诺派农民变成法国人

法国大革命废除了封建制度和等级特权，重组了行政区划，取缔了中间团体，奠定了现代国家的基础。自一七九二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建立，到历经沧桑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终于把共和制度稳定下来，在这一过程中，不同信仰、地域、职业的群体逐渐融入统一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变成法国人。其中，农民变成法国人，是欧美和法国史学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美国学者尤金 ·韦伯在他那本已经变成经典的著作《农民变成法国人：乡村法国的现代化（一八七○至一九一四）》中指出，法国大部分地区农民的政治意识，也就是对超越于个人生活的国家事务的关心，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产生的，市场、铁路和教育是促成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一战 ”中，法国各地的农民积极参军是他们对国家认同形成的标志，而在十九世纪末期，大部分地区的农民还拒斥征兵，将其看作是负担，而不是义务。尤金 ·韦伯的论断符合法国大部分地区农民的情况，但并不能涵盖所有的个案，朗格多克的胡格诺派农民能为 “农民变成法国人”这一问题提供更丰富的答案。

胡格诺派的政治意识是从大革命开始就具有的。一七八七年，国王政府颁布宽容法案，恢复了胡格诺教徒的民事权利。一七八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颁布的《人权宣言》赋予胡格诺教徒信仰自由。一七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宪法文件允许胡格诺教徒从事公职。胡格诺派在旧制度时期被蚕食的权利因大革命一一恢复了。他们积极参与革命，控制地方政权。因此，胡格诺教徒与革命、与共和国一开始就具有一种亲缘关系。在法国的政治辩论中，他们总是站在一七八九年革命一边，服膺《人权宣言》的原则，捍卫宗教自由和个人自由。胡格诺教徒中的精英在十九世纪的法国发挥了重要作用，贡斯当、基佐对十九世纪上半期法国的自由思想贡献卓著。一八七九年，共和派掌权后的第一届内阁，有五位部长是胡格诺教徒。胡格诺教徒大都亲近左翼的共和国，力挺茹费里的教育世俗化改革，支持为德雷福斯平反。

马佐里克家族也是自革命以来就与共和国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在一七九○年推行的全国行政区划改革中，圣日耳曼村变成了区首府，下辖几个村镇。自一七九三年起，圣日耳曼村改名自由角，旗帜鲜明地支持共和主义。自一七九八年督政府颁布强制征兵法案以来，朗格多克就为法国军队提供了许多步兵。我们总能看到马佐里克家族的男性应召参战。马佐里克家族有一位叫让 -安德烈的人，起的和他们的高祖父一样的名字，一八一三至一八一四年加入以拿破仑的皇后玛丽 -路易丝命名的军团。四兄弟的父亲加斯东一八七○年参加了普法战争。一八七一年《法兰克福条约》签订后，他徒步回到科洛尔盖村。大批胡格诺派农民在一八七六年和一八七七年投票支持共和派，后来，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塞文山区的胡格诺派农民参加人权联盟分部，支持德雷福斯。马佐里克家族大概也持这种立场。二十世纪初，加斯东和孩子们支持社会主义。一九○九年三月 ,加斯东老爹在科洛尔盖大张声势地欢迎孔佩尔 -莫雷尔 ,一个参加立法议会选举的社会主义者候选人。后者在盖德主义者德洛里和马塞尔 ·加香陪伴下来到朗格多克拉拢选票。一九一四年二月，加斯东还参加示威游行，支持孔佩尔 -莫雷尔再次参加立法议会选举。

加斯东老爹的政治取向还与二十世纪初朗格多克的政治经济局势密切相关。一九○七年，下朗格多克葡萄种植农因葡萄酒价格下跌发动大规模骚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南部骚乱 ”。总理克雷孟梭支持下层人民抗争，调用火车将示威者运往集会地点。南部葡萄酒酿造者联盟为了把骚乱者从阶级斗争和地方分离主义视线转移开来，提醒他们葡萄酒出口需要依赖整个法国的市场。社会主义者饶勒斯向朗格多克的村民讲话时，一会儿用奥克语，满足他们的地方主义情感，一会儿用法语，奉承他们懂法语，调动他们的民族自豪感。这些都促成该地对社会主义的支持率上升。

因此，马佐里克四兄弟在一九一四年走上战场是法国大革命以来朗格多克的胡格诺派农民对国家认同演进的一个必然结果。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平等的征兵法案也促成了朗格多克的胡格诺派农民积极参战。一八七○年后，征兵工作由各地军区组织，复审委员会给每一位军人制作登记簿，写明身体状况。二十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健康男性必须服军役。常备军由征收的三组最年轻的同年兵组成，而且这些兵都由复审委员会连续三年判定 “适合服役 ”。经由平等规范的征兵程序，科洛尔盖村的二百八十四名村民，有四十七人应征入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