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振满

大约二十年前，宋怡明翻译了我的博士论文《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Family and Lineage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Ming-Qing Fujian），于二○○一年在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时过不久，他研究福州宗族的博士论文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 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中译本的书名为《实践中的宗族：明清福州的宗族研究》，下称 “宋著 ”）。最近，四川大学王果翻译了宋著，借此机会，我再次重读宋著，仍然深受启发。在此试择要介绍其主要观点，并对其学术意义略作评述，就正于作者、译者与读者。

早期研究中国宗族的大多是人类学家。他们把宗族视为父系继嗣群体，主要关注宗族成员之间的系谱关系、继嗣原则与祖先崇拜。然而，中国的宗族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未必都是亲属组织。在历史学者看来，宗族的发展与理学的传播密切相关，其往往是士绅阶层控制地方社会的工具。因此，宗族研究被引入历史学的视野，逐渐成为 “中华帝国晚期 ”历史研究中的显学。在此基础上，宋怡明结合历史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实践 ”的观点考察宗族的建构过程，探讨宋以后地方社会的历史变迁。

宋著关于 “实践 ”的观点，来自布尔迪厄的《实践的逻辑》。在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中，社会实践是在 “惯习 ”与“场域 ”的相互作用下展开的，实践的主体必须在具体历史情境中随时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策略。因此，宋著特别关注地方社会中的族群、阶级、阶层、性别差异，注重分析不同人群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行为模式与应对策略，探讨在人群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意义转换与地方 “正统 ”。

宋怡明的宗族史研究首先聚焦于族谱的编纂过程。他发现福州的早期族谱一般只记载本地祖先，后来逐渐追溯至更早，尽可能与北方移民族群联结。在福州族谱的世系源流与族源传说中，有不少异姓收养和招赘婚姻的故事，这也为改姓和联宗提供了合理解释。他认为，福州地区原来是疍民和畲族的聚居地，后来不断有北方汉族移民迁入此地，他们的社会地位是不平等的。因此，土著居民为了提升社会地位，通过编造祖先谱系和族源传说，改变了自己的 “族群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