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崇明

再生，或者说第二次诞生，通常是某种宗教性的或者类似于宗教性的灵魂体验。这一体验并不寻常，往往令人困惑。犹太官员尼哥底母在听到耶稣谈到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时，就不能理解，问道：“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耶稣告诉他，重生并非身体的返老还童，而是从水和圣灵而来的生命更新。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只有从罪里悔改，归回上帝，以耶稣为主，接受圣灵的带领，人方能摆脱为罪捆绑的旧生命而获得属灵的新生命。从法国到中国的现代革命也以民族和国民的再生为目标，只不过其方式不再是水和圣灵，而是火（暴力）和意识形态。在世界去魅、革命远去的当下，对于专注于个体的生活和职业的现代人而言，再生似乎遥不可及，无从谈起。然而，我们忽视了，人们时刻都遭遇和触及的政治本身就具备再生的内涵。对此，人们多半会愕然乃至大笑。举目所及，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非洲还是欧洲，滥权的政客、腐败的官员、蒙昧的公民，比比皆是。并且，在人类历史中，正是因为政治的黑暗和败坏，人们才试图在宗教和革命中寻求再生。看来，与政治相关的，非但不是再生，而是堕落。今天，面对全球化造成的不平等和冲突、威权的专横和极端力量的暴虐，疲于应对的政治正在遭遇一场普遍危机。所以，当德国知名政治学学者夏博特教授（Tilo Shcabert）以一本题为《再生：论人类存在的政治起始》的小书来提醒我们，正是政治通过创造文明实现了人类的再生，他对政治的尊严的辩护，是恰逢其时还是不合时宜？

何谓人类的 “再生 ”（the second birth）和“政治起始 ”（political beginnings）？夏博特首先区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诞生。前者是人的身体性的诞生，不过人的身体构成（constitution）的形成并非意味着人获得了人成之为人的构成要素。只有人经历了政治诞生，也就是第二次诞生，“人”才真正形成。人需要掌握的是自身的起始（beginning），而非使人出现或被造的初始（start）。对起始（beginning）和初始（start）的区别是本书的另外一个基础性的区分。初始是没有起始的存在，某种老子的 “道”和《圣经》中的创造，超越了时空，是人的存在的根基和本源。然而，对于他始终身处其中并塑造其原初存在的初始，人类需要通过起始来予以彰显，而这一起始就是人的政治创造。夏博特把人类的政治创造置于某种宇宙论当中，也就是说人的政治起始是他对宇宙初始的探寻的某种延伸。因此，关于政治的起源，他提出了与传统的政治理论不同的看法。传统的理论通常在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下把政治的起始理解为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在夏博特看来，亚里士多德对政治起源的论述被当成了某种规范性理论，以至于忽视了为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奠定基础的政治宇宙论和政治人类学。根据亚里士多德对自然的目的论阐释，只有在城邦形成时才会产生政治。阿伦特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虽然她也使用了 “再生 ”来形容人的政治起始，但是她认为这一起始是人通过言说和行动插入到人的存在中，从而形成政治共同体。与亚里士多德和阿伦特不同，夏博特认为应当在人的诞生和政治共同体的形成之间理解政治的起始。人天生被赋予的能力（pre-given power）使得政治随着人的诞生而发生，正是因为这一与生俱来的政治性使得人类走向共同体和文明。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共同体的建立所具备的关键性意义，而是要去思考在人类的创生中哪些因素使得人倾向于政治生活。

在夏博特看来，从初始出发，首要的事实是人类创生时的 “一”和人在其数量上的 “多”构成了人类存在的正反两面。在“一”和“多”之间，人首先是身体并因而是个体的存在。作为绝对的 “一”和作为分散的 “多”如何能够统一起来？这需要人能够发现彼此之间的关联，而正是绝对个体性的身体成为这一关联的基础。作为身体的存在，人占有空间并在空间中移动，并从而与其他身体相遇。在这种相遇中，身体作为力（power）的承载者的事实呈现出来。力与力的碰撞和组合构成了政治。作者强调，政治源于人的身体性这一基本特征。换言之，正由于人是身体的存在，政治才成为必要。身体的保存成为政治的最初动力。所以，当政治走向身体的毁灭时，譬如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政治也就消亡了。需要注意的是，夏博特并非因袭霍布斯、洛克从自然状态和自我保存入手理解政治起源的做法。在他看来，自然状态只是某种虚构。他关注的是身体如何让人走出了身体性，而不是政治如何通过实现自我保存而强化了身体性 —这是他与霍布斯、洛克的根本差异。在身体的接触、冲突、联合与由此形成的权力安排以及秩序架构中，人需要在社会性和差异性中理解共同生活的可能。

作者引用詹姆斯 ·麦迪逊，指出没有身体的天使不需要政治。天使生活的地方是伊甸园，而有身体和政治的地方不可能是伊甸园。人的身体性注定排除了乌托邦的可能。人通过身体学习政治和政治科学，因为需要统治权力把人的身体的 “多”联合起来。身体存在的政治性让 “一”和“多”在小范围的共同性中走到了一起。由此，人开始发现其创造力（creative power），进入文明。所谓身体的政治性，指的是身体的存在首先暴露了人的孤立和困境，人的不充分性和不自足性，但也因此引导或迫使人走到一起致力于实现充分和自足，从而拓展了人性（humanity），或者说把人进一步人化（humanization）。人在这一过程中掌握了政治和政治科学，因此政治科学成为文明的奠基。夏博特引用十四世纪阿拉伯哲学家伊本 ·卡尔敦（Ibn Khaldun）恰切地说明了这一点：“这是 ‘政治的 ’科学，也就是建立政治的科学，因为它关乎到把人类塑造为人类的文明的奠基和建立。这是起始的科学，因为它在人性起始时为人类的存在提供了蓝图。”人在政治中开始了人性和文明的起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