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
2019-10-15·阅读时长1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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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的 “五四 ”,并非一场医学领域里的精神暴动,却是一场与医学有着诸多关联,并对近代中国医学产生深刻影响的思想、价值肉搏战。如今,中国近代历史的过山车已经闯过激流险滩,趋于平稳,不再剧烈跌宕,但其精神轨迹给我们的启迪依然激荡,反思的诱惑依然不减当年。
二十二年前的一桩杀医案
人常说没有 “一战 ”就没有 “五四 ”,若深度溯源,应该说没有 “巨野教案 ”,就没有德国及日本在胶东的霸凌与特权,也就没有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的救亡运动,继而演变成启蒙、救亡的双重使命。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日发生的巨野教案,导火线是一桩意外的 “杀医案 ”,死者是两位德国传教士,受害者本应是传教士医生本人,但因晚上让床给朋友而导致凶手杀错了人,偶然事件的背后是当时流行的义和团意识对中西医学在眼科诊疗路径差异的荒唐误读(百姓误传番国眼科医生专门摘取儿童的眼珠,实为角膜手术)与莽撞排斥(中医治疗眼病多采取内服药物的办法,即使是外治也只是药浴或敷药,因此不认同接纳手术刀割治的外科治疗办法),夹杂了诸多教士、教民与当地百姓的利益纠葛,这桩血案迅即引发了 “胶东事变 ”。十天后,德国舰队北上强占胶州湾,次年三月六日,德国强迫清廷签署《胶澳租界条约》,青岛沦为德国殖民地。一九一四年, “一战 ”爆发,德日在胶东开辟亚洲战场,展开决战,日军在仰口登陆,迂回攻陷青岛,德军投降,日军取得胶州湾的控制权。“一战 ”结束后,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欺人太甚,施压中国政府签订屈辱的 “二十一条 ”,同意将德国在胶东的治权转让给日本,中国作为 “一战 ”战胜国却继续丧权辱国,激起国人的愤怒抗争、决绝思变。追溯 “五四 ”的前戏,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催生杀医案的义和拳式排外情绪不是什么爱国主义情怀,中西医之间身体理论,诊疗路径的差别只能通过交流互鉴来融通,而不是透过民粹主义情绪宣泄来加剧对立和仇恨。
一个医学生的毅然抉择
在当年北京的八所国立高校中,北京医学专门学校规模较小,加之医学生学业负担沉重,对于国运民瘼的关切相对疏离。但是,一九一九年的 “五四 ”大游行中,走在队伍前面,高擎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标语的则是一群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的医学生,召集人是二年级学生梁铎。梁铎,字敬宸,一八九五年出生于江苏江都,一九一八年考入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次年担任北医的学生会会长。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上午,北京十三所高校代表在北京政法专门学校开会商议游行示威事项,梁铎以北医学生会代表身份出席,决定当天下午即聚会天安门示威。上午的会议刚结束,梁铎就赶回北医,通知同学们下午上街游行,梁铎高擎标语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成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组织者、亲历者与见证者。在六月的北洋军阀清算中,梁铎被捕入狱,经校方保释才得以出狱。此后他依然斗志不减,一九二一年的高校索薪抗争中又一次充当召集人,冲在前面,于是,二次被捕。因为是 “二进宫 ”,被列为重犯秘密拘押,险些丧命,后经社会各界声援及校方担保才被救出。
一九二二年,梁铎毕业,因成绩优秀而留校任教,不久评定为内科学讲师,附属医院新购 X光机,成立 X诊断室,求新好学的梁铎担任主任。一九三 ○年,北医送梁铎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曾在居里夫人实验室短暂实习。一九三五年,获得柏林大学博士的梁铎回母校任教,担任附属医院放射科主任,将放射学由诊断拓展到治疗领域。正当梁铎事业风生水起之时,“卢沟桥事变 ”爆发,国民政府安排北平的高校南迁与西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赴长沙,组建长沙临时大学,后来辗转到昆明,成为西南联合大学。北平大学(含医学院)与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工学院、北平研究院赴西安,组建西安临时大学,后来南下汉中组建西北联合大学。当时,约 80%的员工选择随校西迁,但这一次梁铎没有站在时代的潮头,他拒绝了徐诵明校长的西迁指令,选择留驻北平,加盟了由老校长汤尔和附敌后组建的伪北大医院。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因为这一附敌污点被光复后的北大医院限期调出,他南下去了广西桂林,任教于广西医学院,新中国成立后才被北医召回,仍然在北大医院放射科任教。
一个医界泰斗的陨落
五四运动爆发的一九一九年,一个显赫的医学人物奥斯勒(William Osler)在英伦溘然离世,其实,他本不该那么急切地离去,只因独子爱德华殒命于 “一战 ”炮火,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极度忧伤,使他免疫力急剧衰退,无法抵御一次普通的支气管肺炎。他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启,时代在中不断重审医学的性质,价值走向,人性归宿。
奥斯勒毕业于加拿大的麦吉尔大学,早年服务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几番拼搏,成为美国二十世纪初的四大名医之一,因医学教育改革成绩斐然,受邀参与创建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他是床边医学(以病人为师)的倡导者与实践者,学界无人不知,且桃李满天下。
奥斯勒一方面倡导崇真务实的科学精神,精益求精的技术态度;另一方面,他也是医学哲学与医学人文教育大师。他最早洞悉医学与现代科学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及价值鸿沟,医学的人道使命与商业理性之间的冲突,反对将医学规律完全等同理化规律,拒绝将医学定义为谋生(盈利)的职业。他时时提醒他的学生,医学是使命,而非商业,要用教化引领教育,德慧点燃智慧,情怀驱动关怀。临床医生应该警惕 “冷漠、傲慢、贪婪 ”三宗罪的侵袭,自觉抵制医界的沙文主义、民族主义、门户(宗派)主义、地域主义意识。同时,医学应该在科学与艺术之间找到落脚点,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找到平衡点,在治疗与照顾之间找到交汇点。他的名言 “医学是不确定的科学与可能性的艺术 ”(“奥斯勒命题 ”),成为当代医学思想史的哲学镜鉴。面对快速推进的医学科学化、技术化,人文的宏博诉求与技术的专精诉求之间的矛盾,以及旧人文与新科学之间的不匹配,他提出新人文的呼吁,那是融会在技术中的人文,充满人文化智慧的技术,而非两张皮,两台戏。面对医界流行的重技术、轻人文的新思潮,他发出预警,没有人文滋养的医生是跛脚的。他极力倡导萨顿以科学(思想)史与科学(技术)哲学烛照学术演进的新人文主义,展现了他不凡的胸襟和气度。新人文主义在中国医学界的根植则要滞后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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