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彦妮

《紫箫记》是明代大剧作家汤显祖作于万历五至七年间的一部早期习作。它所讲的霍小玉与李益的恋爱故事，本于唐人蒋防的传奇《霍小玉传》，而又抛弃了悲剧和鬼魂报复的情节。《紫箫记》现存三十四出，内容包括霍、李恋爱，李益中状元之后二人成婚，后来吐蕃入寇，李益随军出征到边塞，两人苦苦相思。根据第一出的《凤凰台上忆吹箫》所预告的剧情推测，几度风波之后，以李益拜相而团圆告终。

《紫箫记》是汤显祖最早的一部剧作，它的冗长拖沓是当时的评论家就已明确指出的，而它的四处用力的发散式的写法和它秾艳绮丽的曲辞，也造成了一种极度对照之下的强烈审美吸引力。其中，《紫箫记》中的武场 ——“边塞 ”的成分极重，写法也十分耐人寻味。剧中有关于边塞主题的大段铺陈演练，从抒情的定位到文辞的推敲，从对战争的立场到对敌方的态度，一面是作为 “原唱 ”的真实的唐代诗人李益的名篇，一面是汤显祖依托原唱、调动自己的知识积累与声韵训练而努力发出的 “和声 ”。或者可以这样说，观察和分析剧中的边塞写法，实有助于理解一个标准的模仿文本是怎样写出来的。

一、边塞诗人李益

关于明代传奇剧目中的文武场的搭配，徐朔方已有概括。例如他在讨论明人郑若庸的《玉玦记》时，指出这部剧的典型结构 “后来几乎成为传奇通用的格局：文场和武场交替，国家大事和儿女私情结合，两者之间可以有内在联系，也可以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 ”。而在《紫箫记》中，这种武场非常明确地设定为唐王朝的边塞，尤其是吐蕃的势力。

在《紫箫记》中，边塞和长安是结伴登场的：

正及殿试，忽奏吐蕃入破陇西数郡，抄至咸阳。烽火照于甘泉，车驾亲屯细柳。暂辍龙轩之对，具奔燕幕之生。比向陇西，奄成塞北。……顾松楸而耿涕，去桑梓以遥奔。依止神京，春燕并巢林木；摧残旅馆，秋鸿半落芦洲。且喜生意渐回，春光再转。今日是元和十四年正月朔旦，兼逢是日立春。天下朝觐官员，应制士子，具入云龙门太极殿朝贺。

这是第二出《友集》李益登场时的大段念白中的一部分，介绍了自己家乡被吐蕃占领，故园积蓄尽毁于兵燹的惨状，他不得已寄居长安。

根据后来的情节可知，随着马上到来的科举，他的人生很快迎来转机。李益在长安城的生活十分顺利，娶妻、夺魁，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李、霍二人，一个是才人魁首，一个是皇亲娇女，婚前婚后皆没有生计的困扰。虽然汤显祖使用了很多方法来制造 “波澜”，例如小玉在元宵观灯万人如堵的时候，却突然和家人失散，靠着拾到玉箫而至郭贵妃前自陈与求助；例如小玉和李益在游春时忽作悲声，以十年恩好之期为限等。因此不妨说，故事一开始，长安象征着庙堂秩序，也透露出幸福乏味的日常，而边塞的存在令剧中人物展开真正的历险，获得读者或观众的祝福与信服。

汤显祖既以李益为主角，势不得不涉及边塞。因为唐代诗人李益涉笔最多、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就是从军诗、边塞诗。李益的诗歌成就在唐代就已广受认可，他的《受降城闻笛》一诗被教坊乐人拿去度曲传唱，在唐时被诗评家封为 “清真雅正主 ”。宋代人计有功《唐诗纪事》说：“（李）益录其从军诗赠左补阙卢景亮，自序云：从事十八载，五在兵间，故为文多军旅之思。或因军中酒酣，或时塞上兵寝，投剑秉笔，散怀于斯，文率皆出乎慷慨意气。武毅犷厉，本其凉国，则世将之后，乃西州之遗民欤？亦其坎坷当世发愤之所致也。”李益自述自己的从军经历，还结合自己的西北出身，令诗自然地带有慷慨与尚武的特征。明代徐献忠《唐诗品》说：“君虞生习世纷，中遭顿抑，边朔之气，身所经闻。故《从军》《出塞》之作，尽其情理，而慕散投林，更深遐思。”胡应麟说：“七言绝，开元之下，便当以李益为第一。如《夜上西城》《从军》《北征》《受降》《春夜闻笛》诸篇，皆可与太白、龙标竞爽，非中唐所得有也。”基本上，在明代人的诗歌评价体系中，李益诗的成就已经被时人广泛接受并认定。

然而，汤显祖除了去北京考试外，实际上很少到北方。此时他所能依仗的知识资源除了史部载籍外，大概都是过往的边塞诗。尤其以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而天下驰名的李益诗成了汤显祖创作时紧紧跟随的 “原唱”，他无法不提李益在边塞游历与任职的事迹，无法不提 “受降城 ”（内蒙古五原）。因此，在第二十六出《抵塞》，奉皇帝之命以宰相的身份 “行边 ”的杜黄裳说：“近闻敕送新科状元李益，来此参军，已到受降城外安歇，想今晨进见。”地点既是受降城，情绪必然是望乡，思念新婚的妻子。但如何写分离，或者说如何营造空间感，汤显祖的办法就是用地名。

在第二十五出《征途》、第二十六出《抵塞》、第三十二出《边思》中，他简直是把自己所知的边塞题材的地名、意象獭祭而出，汉唐事杂用。例如第二十五出卒子登场所唱【金钱花】之“渭城朝雨阳关 ”和“轮台古月阴山 ”，无论阳关还是轮台，这两个地方一个在玉门以南，一个在今新疆境内，都不是从长安去受降城会经过的地方。李益的道白 “思妇空啼渭水南，征夫早向交河北 ”，以及卒子的 “谷口旗回，烽亭树引，转向交河上郡 ”，古交河都在吐鲁番一带，但上郡在榆林。第三十二出《边思》李益思念小玉，有一番道白，“魂迷金缕帐，望断玉门关 ”，他所在的受降城和玉门关离得很远。当然，古典诗歌创作的时候本不必把所有的地名和人名一一坐实，更多情况下是借重这个地名或者典故带来的联想和情感氛围，饮马交河还是饮马阴山，只要整体的营造是对的，地名的错置其实无损于读者的接收解读。从这个意义上说，有本事可依的受降城是唯一有效的地标，其他都是作者在北中国的词典式漫游。

在剧中，以彝太赞普为首的吐蕃政权造成朝局的最大冲突，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明朝与蒙古，尤其是与俺答汗之间的关系。《紫箫记》以唐代西北战事作为背景，背后有一个讲武论兵的士林风潮在推波助澜。赵园、王鸿泰等学者论证已多，尤其是王阳明及其后学对事功的重视和追求。他们的这股风潮在明代中后期的内忧外患的不同历史阶段，又慢慢带出号称 “实学 ”的学术潮流。

这股风潮具体到汤显祖身上，则不能不谈他的几位好友对他的影响，尤其有一位对 “边事 ”抱有浓厚的兴趣，这人就是沈懋学。沈字君典，万历四年（一五七六），汤显祖游历宣城时认识了他。这一年，他们同去北京考试，居于裱褙胡同。汤显祖落第，而沈中第一甲第一名进士，授翰林编修。汤显祖写有《同宣城沈二君典表背衚衕宿，忆敬亭山水开元寺题诗，君典好言边事》一首。清初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提到：“君典少任侠，兼精技勇，能上马舞丈八矟，尝出塞纵观飞狐、花马险塞，突为骑追至幕南，君典挟一矢命中，其党乃不敢追。”汤显祖的诗集《问棘邮草》收录了万历五至七年写成的作品，其中不乏军事题材。他的同乡好友谢廷谅为这部诗集写的序中说汤显祖 “语帝王大略，激昂万乘，而不能说丘巷。

足不识城府逵路，而好谈天下阨塞”，点出了这种流行话语和他们现实生活之间的罅隙。

因此，这几出戏文的创作，可以视作他基于文本内部的边塞设置和文本外部的讲武风潮的一种实践，但由于这种实践本身处在边塞题材的陈陈相因的塑造下，也表现得凌空蹈虚，仿佛关河旗亭羽箭戍卒的一系列词汇的自我复制与再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