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旧的道德直觉

全球化对人类来说是一种新事物，它的规模和效应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彼得·辛格说：“今天我们的温室气体排放，改变的是全世界每个人都身处其中的气候。我们购买石油、钻石和木材，就可能让独裁者有钱去买武器。我们对农业的补贴，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小农想要以获得足够收入养活自己以及家人的价格来出售粮食变得更加困难。”面对全球化的结果，我们的道德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我们的伦理判断具有某种生物学基础，我们的道德直觉起初是为了适应人人彼此熟悉的小群体生活。那已经跟我们如今生活的世界相去甚远……恐怖主义、大规模跨国迁徙和互联网三者相互结合，把我们的世界变成了一个一体化的共同体。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安然度过全球化时代，将取决于我们怎样从伦理学角度回应我们生活于同一个世界这一理念。”

儒家讲仁者爱人，然后推己及人，西方也有着类似的观念。在19世纪末，剑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亨利·西季威克在《伦理学的方法》中提出：“我们应该都会同意：每个人都应当对他的父母、配偶、子女表现友善，对其他亲戚表现程度稍次的友善；对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和与自己关系密切的朋友友善；对邻人和同乡比对陌生人表现更多友善；也许我们还可以说，对那些与我们同种族的人要比对黑人或黄种人友善，以及根据其与我们自身的亲密程度，对广义上的人类表现友善。”也就是说，我们对自己的同胞负有特殊的义务，对所有人负有一定程度的道德义务。

辛格认为，我们无法改变对亲人的偏爱，但要警惕与之相关的种族主义。他说：“西季威克提及的第一套偏爱观点站得住脚，即偏爱家庭、朋友和那些曾帮助过我们的人。父母爱其孩子，父母给自己的孩子以偏爱的欲望超过给陌生的孩子，这都是非常深刻的。它可能根植于我们作为社会性哺乳动物的本性，我们的后代在很长一段时间的依赖期内不能自我照顾，需要我们的帮助。如果孩子的父母不对他们加以照顾，他们生存的可能性就会小一些，于是不照顾孩子的父母，比起照顾孩子的父母，往后代传递其基因的机会就少一些。因此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亲和在所有人类文化中都能看到。”

要想消除人们天生的对亲人的偏爱往往得不偿失。“许多乌托邦的方案都试图阻止父母对自己孩子的偏爱，如以色列集体农庄基布兹的早期阶段，要求农庄成员把生下来的孩子送到一个特殊的儿童房由集体共同养大，但母亲们常常会在晚上偷偷溜进托儿所里亲吻和拥抱她们熟睡的孩子。如果她们信奉集体农庄的理想，她们这么做的时候大概也有点罪恶感。这种罪恶感本身就是不幸福的来源之一。消除对孩子的偏爱带来的收益能超过它带来的损失吗？似乎不太可能，因为对孩子们来说，爱护他们的偏心父母对他们的照顾，很有可能好过无偏倚的父母或集体雇佣的无偏倚的照顾者所给予的照顾。也有证明表明，孩子们如果由并非其生物学意义上的父母带大，他们更有可能遭受虐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