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宇轩

闲坐夜明月，幽人弹素琴。

忽闻悲风调，宛若寒松吟。

白雪乱纤手，绿水清虚心。

钟期久已没，世上无知音。

——李白《寒松吟.月夜听卢子顺弹琴》

深夜，我卧床闲看梁漱溟先生的语录集《朝话》。读罢一段颇为震惊，以致凌晨三时神志尚清，思绪万千。

先生在谈戏剧时曰：

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动物者，也就是人类的最大长处，即在其头脑能冷静；头脑冷静才能分别计算，这就是理智。但人类之最大危险亦正在此，即在其心理上易流于阴冷…… 这个危险常随着人类进化而机会愈多，更容易发现。反过来说，譬如野蛮人，他们的生命却常是发扬，情绪常是冲动的。越文明越是不疯不傻，但也正是一个危险。所以据我推想，戏剧怕是越到将来越需要的，需要它来调剂人的生活，培养人的心情。

此令我乱想一气移植到民国音乐上。只缘每每听起它们，憨傻癫狂之气常是悬入耳垂。彼时文艺人将单纯的理想主义融于质朴而冲动的原始情绪中，真是难得可贵！然而若以寿铭先生所言之意继续推索下去，自然生疑——当乱世已过，和平来临，在更“文明”的时代里，我们还能不能听懂这份“疯傻”？

寒松立地已逾百年，其吟唱之曲即便再动人，亦必知音难求。依我看，以今人之教养聆赏上世纪的余音早就是一种奢求了。故上述问疑一出，已有答案落笔。但真正的问号还不该是在这里。更重要的问题是，当一类音乐的受众已微乎其微，落入所谓“过时”的境地，那么它还有存在的价值吗？或更直率的问：民国音乐在当代是否还有聆听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