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穗康

早年师院读书时候，常去琴房玩琴聊天。有时我在音乐系同学乐谱上面图画方块圆圈，描绘各种奇奇怪怪的线条图案。然后结结巴巴在琴上试图证明这些抽象形状和具体音符的关系。这种交流通常吃力不讨好，可偶尔也会引起同学的兴趣。一次，有位同学好奇地问我这些图案从何而来。我一愣，从没想过。回头看看架在钢琴上面的乐谱，我说：“音乐一响，形状自己就会出来，你没看到？”“没呀！我怎么就没见它？” 同学笑了，眼角里面满是狐疑，只是下面的话没说：“你不觉得自己有点不正常？”然而鬼画管鬼画，最后我还是把同学说服了那么一丁点。

以前，国内专业业余之间界限分明，今天所谓的“跨界”，当年有被看成“犯规”的危险。我去师院学画，原因可以接近音乐，这种不务正业的歪打正着不是我的独创。当年伯恩斯坦在哈佛读音乐，但是真正得益的不是音乐，而是哲学系的教授普罗尔（David Prall）。普罗尔的跨界思维角度影响了伯恩斯坦的一生，最后自己回到哈佛假借诗歌，用语言学独特的角度解释音乐（这就是伯恩斯坦的诺顿讲座[Norton Lecture]）。

在师院的那些日子，不知怎的，三搞两搞，两年之后我就搬进音乐班宿舍。从此以后，我常和音乐班的哥们混在一起。当时我总去琴房练琴，最后艺术系主任下令禁止我再去琴房。可音乐班的同学和老师暗中帮我，所以禁令实际等于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