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IC photo供图）

1949：新中国的家底

只有了解了新中国成立时的各种困境，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在70年里所获成就的不易。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跌至历史上的低谷。在清朝乾隆年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高达1/3，到1911年清朝灭亡时，经济总量占比下降到9%左右。虽然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轰然倒塌，但这并没有给中国经济带来好运。从民国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由于几十年的战火连连，加之国民党的统治无能，中国的经济实力持续萎缩，到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下降到只有4.6%。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这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地位最低的时刻。

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困境，毛泽东曾用“一穷二白”来形容。“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

而更准确的描述来自中共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当时在报告中对中国的经济状况做了更清晰的描述：第一，中国已经有大约10%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这是和古代不同的；第二，中国还有大约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90%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

总体来看，当时的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工业基础相当薄弱。从农业来看，当时的农业基础相当落后，基本上处于看天吃饭的状况。由于受到长期战争的破坏，粮食、棉花、牲畜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均大幅下降，农业总产量只有战前平均水平的75%，大量农村地区一片凋零，农村灾民高达4000万。从工业来看，工业生产规模相当小，占当时GDP的比重大概只有10%，工业部门十分单一，只有采矿业、纺织业和简单加工业，工业水平相当低下，大量工业产品都依赖进口。

除了这些宏观层面的问题，当时的新中国还面临更多现实层面的挑战。首当其冲的就是通货膨胀。当时的通胀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烂摊子。1935年，在美国《白银收购法》的影响下，国民党放弃银本位，实施法币改革，因此拉开了几十年恶性通胀的序幕。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以及国民党后来主动挑起内战，持续不断的战争导致国民党财政紧张，不得不通过滥发货币来解决问题。在放弃银本位之后，国民党滥发纸币的行为，使得十几年间的通货通胀高达几千亿倍。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过去的常年战争导致工农业生产能力下降，物质供应紧张，加之新中国成立后战争也没有完全停止，战争、人员安置等各方面带来巨大的财政支出压力，新中国的通货膨胀势头继续恶化，严重影响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对经济恢复带来极大困难。

除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之外，另一大挑战就是失业。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城镇工业水平落后，加之战火导致很多经济活动停滞，城镇劳动力大多数处于失业状态。1949年末，全国城乡就业人员1.8亿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仅有1533万人，城镇失业率高达23.6%。

城镇人口大量失业，农村人口大量灾民，如何让老百姓活下去成为巨大挑战。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认为中国政府可能连人民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1949年7月，艾奇逊给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写了一封信，艾奇逊在信中表示：“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尽管当时的中国满目疮痍，“泥腿子”们终于还是进京赶考了。1949年6月，毛泽东在政协筹备会议上宣布：“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上海城市夜景（视觉中国供图）

1950～1956：新旧时代的过渡

新中国成立之后，面临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治理通货膨胀。如果不能迅速抑制住飞涨的物价，其他所有的经济建设都无从谈起。

虽然当时很多资产阶级认为共产党“军事内行，经济外行”，但从治理通胀之战来看，共产党对于经济也并不外行。面对国民党时期遗留下来的通胀烂摊子，共产党采用了标本皆治的办法，事实证明这样的举措成效斐然。

从治标的办法来看，当时的人民政府主要是集中力量打击市场上的投机资本。针对当时的银元投机，人民政府查封了上海证券大楼，拘捕了大量的投机分子，遏制住了银元的疯狂上涨。银元之战后，人民政府又向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大规模投放粮食、棉纱等重要物质，打击市场上的囤积居奇，很多投机商损失惨重，物价也迅速回落。

从治本的办法来看，1949年底，中共中央确立了全国财经工作实行统一管理的方针。只有通过统一财经工作，实施严格的财政纪律，才能从根本上杜绝通货膨胀的源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头几年，国内的财政收入明显改善，除了1950年之外，其余年份都实现了财政盈余。

财政状况好转之后，人民政府开始大规模回收货币，通货膨胀的源头被封堵，物价迅速回落，1951年开始，国内的物价指数甚至出现了明显下跌。从国民党时期就开始的恶性通胀，在新中国成立短短两年时间之内就得到了控制。对于统一财经、平抑物价的胜利，毛泽东的评价是“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在通货膨胀得到治理之后，新中国终于可以开始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了，但当时中国还面临一个重大路线抉择，应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还是延续过去的新民主主义？

从国民党时期延续而来的中国经济成分还相当复杂，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提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中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并不现实。1949年9月，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确认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

中国共产党最终选择了一条更务实的道路，党中央认为：先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再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这至少要10年到15年，然后视情况而定。

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和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