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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成都片区大遗址 | 秦汉-明清时期成都城市的发展历程

作者:项瑾斐

2019-09-12·阅读时长6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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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瑾斐老师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硕士,高级工程师,国家文物局专家库专家,从事遗产保护工作十余年,主持多种类型的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以及文物保护展示工程,近年主要从事考古遗址保护利用的规划与设计工作。2012年以来带领团队承担成都片区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十方堂邛窑遗址保护工程、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的保护规划、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等。在本讲中,她将为我们介绍成都考古遗址如何见证成都的城市发展脉络。

9.3 成都片区大遗址 | 秦汉-明清时期成都城市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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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项瑾斐,来自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上一节,我们介绍了在成都平原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先秦文化时期的演变,勾勒出古蜀文明的发展历程和有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遗址。

接下来,我们讲从古蜀文明到天府文化,这个部分介绍了从秦汉到明清时期,成都城市的发展轨迹。这里需要强调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我们来谈谈水。它是连接古蜀文明和天府文化的纽带。 


碧水千载润天府 :古蜀文明与天府文化的联系


▲泯沱水系演变图

来源: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制图


从自然条件上看, 成都平原是由岷江、沱江等几条大江冲积而成的扇形冲积平原,整个平原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这种地理状况,使得成都平原长期易遭洪水侵袭。

人与水的关系深刻影响着古蜀文明的发展与演变,聚落的变迁与洪水有密切的关系,这还影响聚落的布局、建筑形态。所以说,水文变化是影响古蜀文明发展非常重要的外在因素。成都平原宝墩文化时期,气候变动幅度大、旱灾、水灾交替频繁,从这些城址的城墙有明显的防洪工程,还有的城墙遗迹可以看到用卵石加固城墙,以及建筑方台遗址用圆竹支护填充卵石以增加建筑防水功能的做法。

人与水的关系影响宝墩文化的聚落布局,洪水是引发古城变迁的重要因素。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十二桥遗址都发现有防水防洪设施以及洪水侵害的遗迹,三星堆文化在3000年的突然终止,随之金沙、十二桥文化的兴起,许多学者根据地层堆积、气候因素综合分析,水文的变迁是文化转移的重要原因。

商周之际,成都成为古蜀文明的中心,从春秋后期开始,成都平原进入传说开明王朝统治时期,这是古蜀文明与治水联系最为紧密一代王朝。 《华阳国志 蜀志》说杜宇时“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以除水害”,《蜀王本纪》“ 使鳖灵决玉山, 民得安处。 鳖灵治水去后, 望帝与其妻通, 惭愧, 自以德薄不如鳖灵, 乃委国授之而去, 如尧之禅舜。 鳖灵即位,号曰开明。” 杜宇王朝之末, 成都平原遭受特大洪水, 杜宇无能为力, 开明则决开玉垒山以宣泄洪水, 使蜀民得以安居乐业, 因而得到广大蜀民拥戴, 从而推翻杜 宇, 立为蜀王,

十二桥文化时期严重的水患使得治水成为当时古蜀社会的要务,也契合了两个王朝的更替与治水密切相关。成都方池街遗址发现了卵石埂和砾石埂子,这些遗迹呈现被洪水冲击的痕迹,其建造方式既具有防洪排涝的功能,又具有引河灌溉的功能。所以,在春秋晚期,古蜀治水技术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工艺,开始普遍使用笼石技术、干砌卵石埂与木桩技术。这些工程已经从之前单纯的防水、排水逐渐向引水灌溉的系统工程发展,古蜀文明取法自然的治水理念,为后来的都江堰工程技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战国末年公元前256年,蜀郡守李冰兴修都江堰。都江堰兴建后的2 000多年间,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它以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水利条件,成为真正的天府之国。都江堰的灌溉之利始终是这个地区历次劫难之后得以复兴的保障。都江堰创造的河流不仅提供了水运和行洪的通道,还因灌溉和舟楫之利使成都成为中国西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同时,社会对水的需求又赋予了都江堰不断完善和延续的动力,也确保了成都城市内城河湖水系形成与完善。

“既丽且崇 实号成都”:成都城市发展两个重要时期

秦汉三国时期是成都城市发展阶段。秦灭蜀后,成都纳入中央集权一元化政治体系中,成为区域性的政治行政中心。在农业、水利、手工业、商业等方面高度发展,成为汉代著名的五都之一,成为西南最大的经济中心。

唐宋成都城市发展达到鼎盛时期。“扬一益二”,成为唐代的两大商业中心之一。这时期成都蜀锦技术、雕版印刷术、制瓷业得到很高的成就,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刺激了成都工商业的繁荣。“天下诗人皆入蜀”,这也促进了成都社会文化的发展。

而元明清时期成都经历了三落三起,特别是宋末元初元军屠城,以及明末期间张献忠毁城,对成都城市造成毁灭性的破坏,成都城内建筑大多毁坏殆尽,所以成都城市区域的建筑基本是清代以后建造的。成都在历史上曾经数次动乱和毁废,但是每次又能在同一废墟上复兴起来,显示较强的自给自足经济结构。

我们从这张城市格局历史演变图,可以发现, 成都两千年城址不迁,至今遗留 “三城相重” “两江环抱”的古城格局。文化方面仍以蜀文化为核心,兼容南北文化特色。 



▲成都城市格局演变图

来源:清华大学建设设计研究院朱明夏制图

考古遗址是成都4000多年的城市历史演变最真实的见证

▲成都片区大遗址遗址分布图

来源: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制图

从国家大遗址保护层面,成都片区大遗址包含反映古蜀文明先秦时期考古遗址、体现手工艺水平的大型窑业遗址与水井坊遗址、五代与明代的高等级墓葬。

A.大型型窑址群包含:青羊宫窑址、邛窑遗址、玉堂窑遗址和磁峰窑遗址 (大量窑址群)

青羊宫窑(最早):战国至秦汉时期烧制陶器,西晋时开始烧制瓷器,其后历经南朝、隋、唐,以烧酒制青釉瓷器为主。现窑址内有保存较好的战国至秦汉时期的陶窑、隋代的短龙窑以及唐代的馒头窑,体现窑炉技术发展与成熟。

邛窑遗址:是四川青瓷系重要窑口。最重要的邛崃十方堂窑遗址,面积逾25000平方米。器物在早期以青瓷为主,唐代中期开始大量生产釉下彩瓷器,宋代则以乳浊釉瓷器的生产为主。器型丰富,反映当时社会生产面貌。包括了生活用具、文具、工具、玩具、建筑材料、人物瓷塑、动物瓷塑等。

玉堂窑:位于成都都江堰市,唐宋窑址以青瓷为主。彭州的磁峰窑 宋代窑址,主要烧制白瓷,它是在唐代白瓷的技术上发展而来,

成都平原地区唐宋时期制瓷业大致分为两大系统,早期以生产青瓷为主的南方制瓷体系,至北宋中晚期逐渐转变为北方制瓷体系。这几处窑址既反映四川盆地的制瓷特色,并且在装烧技术、制瓷工艺流程、窑炉技术、覆烧技术等方面与其他区域的相互影响,是我们认识唐宋时期成都平原制瓷工艺的重要资料。

这些窑业遗址发现的瓷器标本,具有独到的地方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代表了不同时期民间社会的实用需求及审美取向,这些窑业遗址为我们展现了南北朝至宋元时期成都平原地区陶瓷烧造业的的发展、变化、繁盛、衰落的交替进程,是研究西南地区陶瓷发展史的珍贵资料。

B.水井街酒坊遗址:位于水井街,遗址的年代上限不晚于明代,延续至近现代。遗址保存了当时“前店后坊”的布局形式,体现成都明清时期白酒酿造工艺与酒业经营模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传统酿酒工艺的演进历程,是我国酒文化考古的一个重大发现。

C.高等级墓葬:前后蜀帝陵及明蜀王陵。王建墓又称永陵;孟知祥墓,“和陵”,是五代后蜀皇帝孟知祥与其妻福庆长公主的合葬墓。还包括在凤凰山、天回镇、十陵、黄龙溪等分布处明蜀王墓。


王建墓是我国第一个科学发掘的大型墓葬,在考古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唐至五代帝陵丧葬制度的研究意义重要。孟知祥墓的墓葬形制十分特殊,是五代时期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特点。

明蜀王陵基本符合明代藩王墓葬的规制,同时明蜀王陵也有一些特点,如各陵散处各地,单独安葬;地宫极其华丽。

高等级墓葬墓室内的雕刻、装饰精美绝伦、富丽堂皇,是历史时期雕刻艺术的精品,艺术价值极高。王建墓地宫中室棺床四周雕刻的“二十四伎乐”,生动再现了唐五代时期的宫廷乐舞场面。

成都市中心城区考古遗址,县级以上的文物约50处。我们看这张城市发展脉络与考古遗址信息图,在城市发展的重要阶段,这时期发现的遗址数量更多、价值更高,而且体现时代特点。这些遗址较完整见证了成都从古蜀文明到天府文化直至现代文明的发展过程。

l 古蜀时期包含聚落遗址、船棺葬、史迹传说类遗迹,遗址价值最高;

l 两汉三国时期衍生遗迹最多,一些地名沿用至今,社会关注度最高;

l 唐宋时期遗址数量最多,类型丰富,与城市生活联系密切包含城墙、寺院、商业街等遗址,奠定了现代城市发展的格局;勾勒出“益一扬二” 的繁华盛况。

l 明清时期筑城遗址多与唐宋时期叠加,是成都城市发展无迁移,历史无间断的直接证据。

 

▲城市发展脉络示意图

来源: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制图


这部分,我们就介绍到这。下一节,我们将谈谈考古遗址如何讲述城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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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瑾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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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物局专家库专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硕士,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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