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明清彩瓷的盛行，有其内在的必然逻辑——它是在西方文明崛起、世界海上贸易空前活跃以及经济全球化浪潮高涨的大背景下，各种内部及外来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刘涛指出，在摄影及其复制、传播技术尚未完善和普及之前，一切图像形式几乎都经历过精细化的发展阶段，而且它们之间彼此参融，交互影响。明清彩瓷朝着“精细图像”的方向发展，可说在一定阶段顺应并引领了世界文化交流融合的潮流。

如今，有“芙蓉出水”之美的宋瓷又重新受到追捧。似乎在世风奢靡的年代，宋瓷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更能彰显一种文化理想和美学追求。不过，白明认为，这也是被一种审美惯性所笼罩，这个时代需要寻找新的认知：“从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瓷器的不断更新中也可以看到，今天我们能称之为传统的，其实都是那个时代石破天惊的创造。”

而在“南青北白”的单色釉主流审美下，元青花异军突起，显然是在元代的开放环境下，受到了伊斯兰文化的直接影响。刘涛指出，当时蒙古统治者倾心于伊斯兰文化，加之当时与阿拉伯地区的经贸往来十分频繁，大量接受外商订货，使得适应西亚市场需求的青花瓷器得以问世，这一品种因此多带有浓郁的伊斯兰情调。明初的文化政策是“沿汉唐之旧”，“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雍容华贵之美受到提倡。其时花鸟画盛行，皆是追摹“汉唐以来名笔”，作风“妍丽生动，工致绝伦”。这一风气与“朝贡通商”而东渐的西亚文化交织，反映在瓷器装饰和造型上，呈现出鲜明的时代风貌。明中叶以降，城市经济发展迅猛，特别是富甲天下、人文荟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士商相

如果将视野再放大，站在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看，瓷器风格的背后还有更广阔的国内和国际背景。刘涛说，比如宋代出现了一个特别的文化现象，即“中国”意识的凸显。由于契丹、女真和蒙古等异族政权的先后崛起，天下缩小为“中国”，四夷成了敌手，宋人的民族意识和“家国”观念不断增强。表现在瓷器上，与汉唐相比，宋瓷的民族化、中土化风格更为突出鲜明。从装饰上看，各种图案趋向简洁或写实，中土固有的龙、凤、鱼、鹤、鹿、鸳鸯、牡丹以及莲、菊、梅等吉祥纹样，经过宋人的提炼和推广，更具民族“集体表象”的意义而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种由文人引领文化消费时尚的风气，在明代还曾出现过。刘涛指出，晚明文人推崇“精工之极，又有士气”的美，也就是“精工而雅”的美，境界也很高。宋元的名窑瓷器真正成为古董雅器而进入中国人的审美意识和日常生活，实际上就是从明代才开始的。当然，这些登堂入室的宋元名瓷也要符合“精工而雅”的标准。从《长物志》等晚明文人著述看，当时文人书房中的古瓷多为官窑、哥窑、定窑和龙泉等。

除了皇帝，文人士大夫也是引领瓷器风尚的重要阶层。刘涛说，尤其是宋代，推行文治之国策，从而产生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有文化修养、最富生活情趣的文人士大夫群体。宋代又是一个世俗生活精致化的时代，崇古之风盛行，文人士大夫所关怀的寻常事物中也浸入古人的风雅与情致，而这一切都深刻地影响到工艺产品的精神取向。如官窑、贡器及其他制作考究的青瓷、白瓷等，主要靠釉色取胜，追摹青铜器、银器、漆器、玉器和玻璃器的形制、颜色和质感。即使是热衷于装饰的普通民用瓷，受时风左右，也表现出一种美而不艳、华而不靡的美感。官窑和民窑分流与交融，民族化、本土化倾向更为突出，显现出“雅俗兼资、新旧参列”的特点。

在宋代其他瓷器的烧造和选用上，也可以看出皇帝的取向。刘涛说，宋代经济繁荣却国势虚弱，为应付边患，自立国之初起朝廷就不断推行抑制奢侈消费的政策法令，这样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宫廷消费品生产的专断以及由此容易滋生的奢靡之风，两宋历朝皇室大都还是比较节俭的。宋哲宗本人“饮食皆陶器而已”，“一应华巧奢丽之物不得至于上前”。文献中还记有仁宗怒砸定州红瓷器的故事，是说一次仁宗到他的宠妃张贵妃住处，见到一件在当时比较珍稀的“定州红瓷器”，而当得知这件瓷器为臣僚所送时，仁宗一怒之下将其砸碎，也反映了仁宗对“奢丽之物”的排斥。

汝窑独特的天青色，吕成龙认为也是受了宋徽宗影响。“为什么敲击的声音是砰砰的？要说瓷，其实它不够瓷，温度不太够，这属于一种生烧状态或者半生烧状态。为什么呢？当时的技术都没问题，就是因为追求天青色才故意这么烧制的。如果正烧，温度达到瓷化的程度，它的颜色就是豆绿色、豆青色，就不是天青色。烧出天青色，与宋徽宗的审美有密切关系。因为徽宗本身喜好艺术，他又是个道君，道家的审美是以静为依，以朴素为美，讲究不温不火。他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为什么宋徽宗单独选择了汝窑宝丰清凉寺这个地方的这种青瓷？就是因为这里烧出来瓷器的颜色，被宋徽宗看到了。天青色有绿色之冷，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各个朝代会形成各自不同的风格，都不是空穴来风，都与当时社会背景、帝王喜好有密切关系，这在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尤为明显。刘涛指出，三朝君主对瓷器都有特殊兴趣，而且直接干预瓷器制作，这在中国历代君主中可谓绝无仅有。他们常常亲自规定器物的造型、纹饰、色彩，先绘成画稿或制成木样，然后交督陶官依样烧制。三朝期间，以官窑瓷器为先导，景德镇窑业日益精进，如彩瓷品种更为丰富，除原有的青花、五彩、斗彩、素三彩等外，又新创了珐琅彩、粉彩、釉下三彩、墨彩等，颜色釉瓷器也是五彩纷陈，远胜前代。

刘涛认为，美与工艺的关系，有时是疏离的或相悖的。高超的工艺是双刃剑，它能创造美，也能毁灭美，当工艺一旦越过“合目的性”的界限，就容易走到美的反面。而且，一个普遍的艺术法则——艺术辩证法在这里同样适用：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和风格，当被推向无限的时候，或全部接受下来形成规范的时候，它的美便开始变异了。清代彩瓷“无不盛备”，精致的更精致，成熟的更成熟，这一方面反映出彩瓷工艺的高度发展，另一方面却也预示着这一工艺形式和风格行将走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