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查屏球

梁启超《变法通议 ·论不变法之害》与《少年中国说》（以下或简称《少》篇）都是近世名篇，后者因收入中学课本，影响更大，其开篇即与前篇有异，曰：“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而在前文中，对老大帝国说，却是认可的：“印度，大地最古之国也，守旧不变，夷为英藩矣；突厥地跨三洲，立国历千年，而守旧不变，为六大国执其权，分其地矣 ……中国立国之古等印度，土地之沃迈突厥，而因沿积敝，不能振变，亦伯仲于二国之间。”前者作于一八九六年，后者作于一九○○年，相隔四年，一受一拒，迥然有别，原委何在呢？近检梁氏年谱与《饮冰室文集》，觉得这与梁氏环境变化相关。其时，梁启超流亡日本已一年多了，甲午战争后日本社会充斥对清朝的轻蔑与歧视，“老大帝国 ”是常用的蔑称，如日人汉诗有言：“邦土山川徒老大，鸟雀无声四百州。”（末松星舍：《灵鹰行》）“老大顽愚兮四百州，姑息偷生兮伴食辈。”（伊藤贞治：《心耿耿行》）“老大无成皆如此，四百余州亦困弊。”（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五日《每日新闻 ·诗月旦 ·大象毙》）一个流亡者，天天面对异邦人歧视的眼光，其民族认同感与自尊可能会变得更加敏感，之前他已撰文反驳此论，如其一八九九年《论支那独立之实力与日本东方政策》言：“支那二千年来之历史，其人民皆富于统一的思想，虽有纷分割据，恒不及百数十年，辄复合一 ……又千年以来，被他族之统治者，虽数数见，然决不与统治之他种同化，而恒使彼统治者反而同化于被治之人。”《论中国人种之将来》又言：“他日于二十世纪，我中国人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有可预断言者。”“他日变更政体，压力既去，其固有之力皆当发现，而泰西人历年所发明之机器，与其所讲求之商业商术，一举而输入于中国，中国人受之，以与其善经商之特质相合，则天下之富源，必移而入中国人之手矣。”《少》篇初刊于《清议报》三十五期，注明的发行日期是光绪二十五年（庚子）正月十一日，其《汗漫录》记他于前一年十一月二十日离开日本，经十天海上航行后到达檀香山，近一个月后才安顿下来。考虑到檀香山与日本的邮程与刊物编印时间，本文最迟应作于前年十二月下旬，即初达檀香山一月之内。这一期是庚子年编发的第一期，《少》篇作为 “本馆论说 ”的第一篇，也有新年祝词之意。他需要向读者报告自己在新环境里的新感受，本期还发表了他的航行日记《汗漫录》首章，也是此意。他身为清廷通缉的政治犯，入境时冒用了日本人姓名与护照，且不懂英语，人生地不熟，本感寥落，其时，檀香山当局又因防疫之事正施行排华限华之事，其民族自尊心倍受煎熬，开篇的义愤之情或与此相关。因此，海外体验应是产生《少年中国说》的重要因素，也是理解此文的重要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