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瀚墨

很多读者知道黄仁宇是因为他的《万历十五年》，一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从英文译介出版、至今仍被广泛阅读的历史著作。我也不例外。书中用潜水艇式三明治和夹心面包描述传统中国社会形态、以数目字为中介连接上下社会层级实现向现代社会转变等观点，想必当时让人耳目一新。我也不例外。现在回过头来看，《万历十五年》至少从两个方面影响了当时的我：一是从历史研究方法的层面，这本书告诉我历史阐释的多样性和阐释视角的重要性，让我明白阐释本身也是创作；二是从历史哲学的层面，它告诉我任何历史研究都是当代史，它所关注的问题以及所寻求的解决方案，都跟研究者和书写者当下的社会情境息息相关。当然，九十年代读《万历十五年》的时候，我还是个学生，还想象不出许多年后自己的人生轨迹会跟该书的作者有什么交叉。后来去美国读书，我主攻的是早期中国历史和艺术史，跟黄仁宇探究的晚期帝国历史毕竟隔得有些远，因此也没有太关注他的其他作品。但在他去世十多年后，我有幸在他生前工作过的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兹分校谋得了一份教职，入职之后还教过据说是黄先生离开之前教过的一门课，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便成了黄仁宇的同事，尽管我们从未谋面，尽管我是在他离校三十多年、去世十多年后才步他后尘来到他工作和生活过的那个叫作新帕尔兹的小镇。

这种生活轨迹的交叉激发我去搜集从熟悉黄仁宇的人们那里可能得到的关于他的点滴往事。有意思的是，这个过程在我到达新帕尔兹之前就开始了。得知我拿到了新帕尔兹分校的工作，一位在佛罗里达大学任教的朋友建议我到任后多了解一下黄仁宇当年在这里的遭遇，比如，他说，黄仁宇是在教授位置上被辞退的，这种情况在美国高校是比较罕见的，因为通常荣升副教授后就意味着拿到了终身职，拿到了终身职就等于取得了铁饭碗，如果不出丑闻，校方连一名副教授都不能轻易辞退，遑论教授？朋友还说，由于诸多原因，黄仁宇讲授的中国史课程选课人数不多，有时候，为保证达到学校要求的最低开课注册人数，他竟然不得不亲自跑到学生宿舍去央求贪睡的学生上课。这多少让我有些吃惊。说实话，朋友说的这两件事，直到后来我阅读了《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后，才敢相信这些果然都不是空穴来风。

新帕尔兹是一个小地方，小到市民之间彼此都没有秘密可言。举个例子，二○一三年八月刚到此地，我就收到镇上最好的比萨饼店寄来的致新居民的欢迎信，随信还附有一张赠送整张意大利比萨饼的优惠券。黄仁宇在回忆录里痛苦地提到，自己失业后，他的太太格尔去街上买东西时都会感觉人们在背后议论纷纷，甚至儿子小学班上的同学，也都能从父母那里得知黄家的遭遇，这让黄家全家人都不得不忍受那种无处躲藏的痛苦。这种羞耻感，没有在新帕尔兹生活过的人恐怕并不能真正体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