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纬光

一

近年来，在对晚清到民国这段历史的解读中，章永乐的著作《旧邦新造：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七》颇为引人注目。其中缘由和他有意识地质疑两种盛行于学界、社会的叙事模式有关。第一种主流叙事模式着眼于梳理革命的谱系，从而论证执政党的合法性来源。按照这种模式，革命天然正当，妥协则暴露出革命领导集团的阶级软弱性。对此，章永乐指出，朝向民族 —国家演进的革命往往诉诸民族独立与自决原则，导致像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等包含多民族的传统帝国彻底瓦解。由是观之，从清帝退位到民国继承大统的 “大妥协”不仅不应该受到指责，反而应该视为在保存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方面居功甚伟。第二种叙事不妨称之为修正模式，论者多半怀着借古喻今的心态，对民国初年政体实践的种种细节大加把玩与赞叹。章永乐则认为：“没有强有力的军人和政权组织，一纸文书并不足以保全一个庞大的多民族国家。”

问题的焦点集中在新生的中华民国将如何实现整合。站在历史回顾的立场上，章永乐不难做出判断，无论立宪君主制、强总统制或者是议会共和制的努力都先后失败了。就倡言议会共和者来说，其失败在于，凭之以为依据的士绅阶层早已下不接地气无法整合社会，上不求进步没能演变成现代工商业经营者。至于试图借助北洋军阀的武力推行军事 —行政主导的整合模式，则始终无法改变军权下沉、军阀割据的破碎格局。至此，章永乐的结论也就呼之欲出了， “在军人 —官僚政治与议会政党都无法整合一个日趋碎片的中国时，列宁主义政党应运而生，并最终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胜利者 ”。不过，在章永乐的论述中，尚有一层道理已经挑明，却还有待进一步展开。正如他所言：“枪杆子看似没有走上台面，却是政权交接的实质基础。”严格地说，在这段政权交接的历史中，枪杆子不仅走上了台面，而且扮演着主角。相比之下，诉诸观念与法理层面的辨析，聚焦于种种政治制度设计与实践的利弊得失，对于理解这段历史，只具有辅助性的作用。恰恰是因为割据地方的军阀无法通过武力征服对手，实现国家统一，才无可奈何、半心半意地选择了和谈，才会有此后的种种政体实践；也因此使得这种种政体实践不可避免地变得仓促而脆弱。所以，探讨这一时期 “政权交接的实质基础”，首先需要关注的问题倒应该是军队、战争与国家整合之间的关系，涉及如下几个方面：晚清政府如何丧失了对军队的控制，从而直接导致了自身的解体？北洋军阀时期，为什么各个军阀派系都难以通过武力完成国家的统一？秉承苏联模式，国民党锻造的党军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其完成形式上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