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的更迭起伏 ,就是华人文化单一权威的主旋律。为了巩固皇权 ,统治面积辽阔而人口众多的帝国 ,慢慢走上了独尊儒术的道路。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思想 ,原则简单 ,弹性大而可以因地制宜。而且 ,科举取士形成的官僚体制 ,和皇权逐渐结合为利害与共的生命共同体。

对于李约瑟之谜 ,根据我过去的研究 ,可以讲述一个大体完整的故事。具体而言 ,在地理结构上 ,中华大地是一个完整而相对平坦的区块 ,南有峻岭，东有大海，西有沙漠 ,只要北方的长城能挡住敌人 ,基本上无忧。当舟车器具进步到某一个程度 ,很容易就形成 “单一权威 ”(single authority)的局面。自居为中土 (The Central Empire),视周围规模不大的国家为藩属 —这种主客观条件下形成的大一统 ,似乎比魏特夫的 “洪水治理说 ”更有说服力。

慢慢地 ,当我把它和其他问题一起联想时 ,至少在理论上 ,我认为可以编织出一套说得过去的说辞。所欠缺的 ,还是信而可征的证据。

但是 ,觉得问题本身不好处理 —对于任何可能的答案 ,有谁可以自信十足地回答答案对 ,或是不对？当有人提出解释时 ,最多可以增加大家对历史的认识，答案和其他的史实兼容 ,并不冲突 ,如此而已 !对我而言 ,智识上比较有挑战性的 ,是如何 “拿证据来 ”!在试着响应 “李约瑟之谜 ”时 ,哪些数据能够拿得上台面？除了揣测性的假说之外 ,有没有信而有征的证据 ,能直接或间接地呼应谜题和假说？

李约瑟一九五五年到中国访学时 ,在演讲中提到他的观察 :一七五○年之前 ,中国经济和科技等都超越西方。可是 ,从此一落千丈 ,最后是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等等。他很困惑 ,为什么呢？他的大哉问 ,涉及好几个环节 ,但是可以归纳成一个简单明确的问题 :十八世纪西方的工业革命 ,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东方的中国？

社会发展的轨迹 ,具有路径相依 (path dependent)的特质。诺贝尔奖得主诺斯 (Douglass C. North)的集大成之作 —《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成就》—有非常简洁明确的理论脉络。一个社会发展的轨迹 (群体或家庭个人 ,也是一样 ),会受到起始条件 (initial conditions)的影响。一旦步入特定的轨道 ,就会因循延伸。

社会发展的轨迹 ,具有路径相依 (path dependent)的特质

历史上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的更迭起伏 ,就是华人文化单一权威的主旋律。为了巩固皇权 ,统治面积辽阔而人口众多的帝国 ,慢慢走上了独尊儒术的道路。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思想 ,原则简单 ,弹性大而可以因地制宜。而且 ,科举取士形成的官僚体制 ,和皇权逐渐结合为利害与共的生命共同体

第三 ,就长期的趋势而言 ,经史子集所占的比例逐渐上升。当西方发生文艺复兴前夕 (十四世纪前 ),这个比例是 90%左右。而在明清两代 ,西方发生工业革命时 (一七七六年 ),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 95%以上。合理的解释有两点 :一方面 ,这意味着经过千百年的发展累积 ,科举取士所衍生的官僚体制 ,不但在知识生产上居于主导 ,而且垄断的程度愈来愈高；另一方面 ,经过几千年的传承 ,明清两代政权的不安全感越发浓厚。明代反映在东厂西厂、海禁 (对外贸易中止 )和郑和下西洋 (查访前朝残余势力 )等现象上。清代 ,以人数极少的外族入主中原 ,不安全感自然浓厚。借文字狱清除异己、杀鸡儆猴的频率和范围 ,

每次盘点 ,是横断面 (cross-sectional)的画面 ;前后几次穿成一串 ,就是纵贯面 (longitudal)的景象。两者放在一起 ,就可以萃取出很多有趣的讯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