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梯级

圣保罗高中（St. Paul's School）邀请我们去礼拜堂参加早课。作为一所基督教主教派学校，每周有4天，这里的清晨是从礼拜堂开始的。“礼拜堂不只是祈祷、唱圣歌的地方，许多学校的仪式——从公布校友的去世，到庆祝节日，举行演讲，甚至每个学期的晚课，也都在这里举行。”媒体总监阿尔达格（Sarah Aldag）带我们过去，她将那里形容为圣保罗高中的社区中心和精神图腾。

早上8点，人流正如潮水一般从各个方向汇向礼拜堂。圣保罗高中拥有2000英亩土地，其上精心排布着100多幢哥特式建筑，蜿蜒的砖石路，广袤的林地，甚至还有几片湖泊。但是站在校园的任意点，都能看到礼拜堂高高的塔楼。实际上它不是圣保罗高中唯一的礼拜堂，还有一座更老的，自1856年建校伊始就一直沿用的老礼拜堂。阿尔达格说，老礼拜堂容纳不了所有的学生，但是全体新生都要在那里度过他们的第一个夜晚，所有临近毕业的学生也要在那里做最后的晚祷，这些首祷和晚祷被赋予了巨大的象征意义。而我们进入的这座大礼拜堂承载着更日常性的功能，每周的周一、周二、周三和周五，全校的541名学生和100名老师都会到这里汇集。当天正是世界地球日，不时有人提来巨大的垃圾袋，堆放在礼拜堂门口。原来是各个宿舍都将专门分类搜集的垃圾集中在这里，比拼哪个更大，这个象征性的比赛也是一种环境教育。

圣保罗高中礼拜堂的演奏，给每个人以表达自己的机会

并不是每个师生都信教，更不是人人都信仰基督教，那为什么要天天走进礼拜堂？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每天早晨都要遵循的仪式中找到一些解答。这座1886年建成的礼拜堂是一座英式红砖建筑，从外面看很古朴，可是迈进厚重的橡木雕花巨门，就进入一个狭长昏暗的洞穴状走廊里，每个人的脚步都开始放缓，被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包围。管风琴低吟，拱形玻璃花窗将外面无瑕的草坪和建筑物隔离，天花板上高悬的铁艺吊灯发着柔光，好像飘浮在空中，把人带入一个虚幻的时空。照例先是一段祷词。但这段开场祈祷是只属于圣保罗的，是它的校祷词：“神圣的主，因这生命中的所有幸福，我们永远不会忘了要善良。请帮助我们在友谊中要无私，对不如我们快乐的人要关心，要乐于承担他人的负担。阿门。”之后的20分钟都是这段祈祷词精神在学校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先是一段音乐演奏，是3个学生的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合奏。旋律十分舒缓优美，我们正沉浸其中时，琴弦突然断了。师生们都起身鼓掌，鼓励他们继续完成演奏。阿尔达格告诉我们，这个环节每天都有不同学生的演奏或者演讲，并不一定十分出类拔萃，重要的是给每个人表达自己的机会。之后是一段主题发言，发言人的视角并不局限于学校事务，她提到地球日，还有最近的印度教哈奴曼诞辰、上座部佛教新年、日本熊本县地震，号召大家为地震祈福。她提醒大家，礼拜堂中央悬挂的艺术品，正是在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圣保罗的师生们为纪念死难者做的1000个千纸鹤，它将再一次唤起爱和同情。

在这个精心构筑的仪式性空间里，每个学生从开学第一天就被安排了固定位置。以长长的走道为中心，四排木雕座椅两两相对，就像球场看台一样。我们被带到最后一排靠近门口的位置，远离中心——外来者的边缘位置。“这个地方我们称之为‘棺材角’，因为坐在这里的是我们这群快要进坟墓的老家伙。”坐在邻座的鲍勃开玩笑说。他告诉我，座席是按照资历顺序排列的，紧贴走道的第一排是低年级新生，年级升高，座位也随之升高，离成年越来越近，可以居高临下地俯视没什么经验的学弟学妹们。高年级学生上面的最后一排是老师，也是按资历排座次：刚来的那些靠近前方的讲台，靠近门口的则是返聘的老师们。

“圣保罗的等级设定是一种对现实社会的模拟和隐喻。”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西莫斯·可汗（Shamus Rahman Khan）专注于研究精英文化，多年前也毕业于圣保罗高中。在他眼里，圣保罗的学生们是离哈佛最近的一群高中生，他们中间三分之一的人会进入常春藤盟校。大学只是他们精心设计的生活的下一步。就像礼拜堂里的就座仪式赋予他们在圣保罗高中一个特定的位置，从这里毕业也保证他们会在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里占有一席之地。对这些新精英来说，等级制度的确存在，他们是被选中的人。但是，不再像旧贵族体制下那样世世代代保留着座席，而是有拾级而上的规则，他们必须学会如何在自己的位置上努力得到晋升。

礼拜堂不是学校里唯一一个让学生感受到等级和规则的地方。每周两次的正式晚餐也是精心设计的一个模拟社交场合。阿尔达格带我们去举办晚餐的食堂参观，其中最特别的一个有“哈利波特屋”的称呼，因为这里与小说里描写的用餐大厅惊人地相似，有高得惊人的天花板，巨大的吊灯翱翔在厚重的木质桌椅上空，深色木墙板上刻着早期校友们的名字。阿尔达格说，在这里的正式晚宴就像是一场礼仪实践，教学生如何吃得礼貌，如何与不太熟悉的人在餐桌边展开话题，如何区分在这种情形下什么是合适的。

几天之后，我们碰巧在布莱尔高中（Blair Academy）参加了这么一场正式晚宴，他们称之为家庭式晚宴（Family Style Dinner）。平时，即使在圣保罗或者布莱尔这样的贵族学校里，也弥漫着一种随意自在的气氛，我们甚至惊讶于女生们裙子的长度，或者男生穿着海滩衫夹脚拖的不修边幅。但是，在布莱尔的这个周二傍晚，他们在换下球场上的运动装后，匆匆忙忙地去梳妆打扮，穿上西装，打上领带，套上礼服裙和高跟鞋，仿佛要赴一场成人世界的彩排。餐厅里，每一张桌子上都有一份名单，在确保每桌都有一两个老师、几个不同年级学生的前提下，随机安排谁和谁一桌，一两周轮换一次。学生们兴奋地找到自己的桌号，对不熟悉的邻座有一些好奇。我们被安排在和学校的环境课老师罗伯特·梅里菲尔德（Robert Merrifield）一桌，也期待着和他聊聊前几天环境日的活动。但是，等到食物一上桌，这种兴奋感就减弱了，推车上只有一份水煮沙拉，一盘豆子和几片火腿，丰富度还不如一份早餐，让满心期待“晚宴”的我们落了空。不过想想，同时为600多人准备的几十桌一模一样的饭菜，肯定好吃不到哪儿去。更重要的是，这场晚宴并不是为了吃什么，而是怎么吃。我注意到，每张桌子都有一个学生做志愿者，承担了为每个人盛菜、添饭以及饭后收拾残局的工作。服务者与被服务者都十分坦然，这也是对志愿精神的一种认可和尊重。饭菜味道不佳，邻座的人之前也没见过几面，难道学生们不会觉得无聊吗？“这样他们才能学会怎么在陌生人中间开口说话。”梅里菲尔德老师告诉我们，“这是个机会。你永远不知道可以通过这次谈话交到什么样的朋友。如果你在这个场合下感到不舒服，对加入谈话觉得别扭，那下次吃饭时就要准备点什么。”西莫斯·可汗认为，重要的不是从细节上指导学生如何吃一顿正式晚餐。在这个信息时代里，关于柏拉图、古典音乐或是什么葡萄酒搭什么菜这样的知识不再是屏障，人人都可以获得。然而，懂得如何吃这顿饭，比知道点什么菜更有挑战性。学习规则是简单的，学习实践要难得多，因为要把抽象的知识放入现实生活中。看上去自然的素质，实际上要通过在圣保罗或者布莱尔这样的地方反复获取的经验和教训才能获得。这就形成了一堵透明的墙。

“等级和特权无处不在，但学校要确保等级是健康的、可流动的，要设定上升的规则，提供更多流动的机会。比如礼拜堂里按年级排座次，比如高年级学生拥有比低年级学生更多的管理权和自由度。”圣保罗高中校长迈克尔·赫什菲尔德（Michael Hirschfeld）告诉我们，这也有赖于圣保罗是一所全寄宿制学校，全美300多所私立高中里，要求全住宿的仅有6所，圣保罗是其中之一。虽然学校占地2000英亩，但是严格将学生数量限定在541人，学生、老师的比例控制在5比1，再加上宗教作为维系纽带，营造了一种亲密和约束的社区感。赫什菲尔德说，圣保罗一直是一种温和的家庭式基督教养育，这是他们延续传统的方式。

1856年，一名24岁的牧师带着新婚妻子和3个门生，来到新罕布什尔州的康科德镇，在当地一个医生捐助的乡间宅邸里成立了这所学校，年轻牧师亨利·科伊特（Hnenry Coit）成为第一任校长。现在对那段历史的描述版本是：到达后不久，3个门生中有2个开始学习，第3个被使唤着去钓鱼，不然晚上都没什么拿来下肚。圣保罗高中就是在这样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家庭式环境下开始的，以此为源头确立的一系列寄宿制学校改革也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教育体系。后来的校长和董事们也竭力维持社区感，他们随后买下了学校周围的所有土地，从一开始的50英亩扩展到2000英亩，所有的教工都住在学校里，替代了很大一部分父母的职能，至今学生宿舍的门上也不上锁，鼓励老师们随时进出。校徽上有一个图案是一只鹈鹕从自己的胸部啄下一块肉来哺喂幼鸟，这反映了对教师为学生牺牲的期望。赫什菲尔德校长家里摆放着第一任校长亨利·科伊特用过的桌子，作为一种象征。赫什菲尔德1985年毕业于圣保罗，之后仿佛被一股奇特的力量牵引着回到这里工作了22年，成为第13任校长。他的家就在学校里面，太太也是老师，女儿从这里毕业，儿子还在这里读书。每周六晚上，他都会对学生们敞开家门，通常会涌入200多人在里面聊天、弹琴。每年3月还有一天“惊喜日”，学校会突然宣布全天停课，赫什菲尔德亲自带领9年级新生和老师到学校的森林里游玩。

圣保罗高中校长迈克尔·赫什菲尔德重视社区感

寄宿制学校里建构的世界一直在变革。就像50多年前的一任校长马修·沃伦（Matthew Warren）在给校友的信里所说：“我们以微观世界的方式与现实接轨。有20多个国家在这里被这样或那样地代表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这里。我们提供奖学金给将近四分之一的学生。”赫什菲尔德校长对我们强调，目前圣保罗高中里国际学生的比例是17%，这其中来自亚洲或亚裔美国学生又占17%，“这一比例接近美国社会的构成。圣保罗的学生们必须学会如何在一个更开放的社会里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