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 赵阳）

有那么一阵子——大约是在三十七八岁的时候——我曾特别盼望时间能过得快一点儿，让我早一点儿进入传说中的不惑之年甚至是知天命之年。除了利空出尽、触底反弹的那一点儿念想或是妄想，最主要的还是，和这两个时间点对应的，是儿子鲁猫猫的两个成长里程碑：8岁和18岁。

光阴如流水，眼看着我就快43岁了。猜猜咱家有没有不惑达成呢？

就在前几天，在朋友圈里当了一整天佛系中年的我，临到晚上，遇到一点儿小事，顿时便上演了一幕“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的现实版。火气略消，悔意渐生，电话里跟鲁猫猫的爸爸吐槽，被例行安慰后，他说：“你看你也是不惑了好几年的人了，怎么还学不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虽然当时心里也很为自己莫名其妙跟不相干的人生回气不值当，可嘴上又怎么能输？

“什么叫不惑？谁说我不惑了？你自己去看看《论语》，子怎么曰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人家说的是‘吾’好不好，万世师表孔圣人，和咱们凡夫俗子有什么关系？我一更年期前中年妇女，体内激素水平变化导致情绪更易波动，我且惑着呢，不可能不惑！”

电话那边顿时被打败：“好吧好吧，你惑得有理，惑得有水平——要不，你喝点儿热水？”

其实，向来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我，平日里抠字眼的功夫真没那么细致。这启迪，说来惭愧，来自我儿鲁猫猫。前一阵，觉得有必要让这个在澳洲长大、说起培根罗素头头是道、一跟人介绍中国就只能聊Dumpling（饺子）、Yum Cha（饮茶）的小屁孩了解一下，什么才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于是特意买了本刘殿爵翻译的《论语》，每天睡觉前一起读上几段。

满眼佶屈聱牙的名字，当然引不起哥们儿的兴趣，耗了两天，才读到第二篇《为政》里这段著名的夫子自述：

“The Master said,‘At fifteen I set my heart on learning；at thirty I took my stand；at forty I came to be free from doubts...’”

小朋友转转眼珠：

“妈妈，孔夫子是不是中国最厉害的读书人。”

“这个很难说，厉害虽然厉害，运气也特别好吧，有很多很牛的徒子徒孙然后到汉朝的时候又赶上……”

“好，别的不说，总之他就是很有天分又很用功咯。”

“那肯定是没错的，所以我们才要向他学习。”

“好，”小朋友抬手“啪”的一声关了灯，“你看孔夫子还不是到了15岁才下定决心好好学习，咱们也过两年再说吧。晚安。”

孺子狡、不可教，至于自己辩论时跟惫懒小子偷来一招鲜占个嘴头便宜，终究也不过付之一笑。说起来，我们这一代人，就算人到中年，不管表面上怎样佛系，骨子里还是“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的价值观，心里也始终燃着一团“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的小火苗，多少烦恼不足，究竟由此生出。如此一来，要解开这个心结，倒似乎真有必要好好琢磨一下：当孔夫子他老人家说“四十而不惑”的时候，他到底在说些什么？

手头刘殿爵的译本，“不惑”被翻译成了“came to be free from doubts”，查一下其他译本，理雅各（James Legge）的译法差不多，是为“had no doubts”。想来，这倒充分反映了包括几年前的我在内的大多数人对不惑之年的美好——但却可能未经审视的——想象。

到了亚瑟·威利（Arthur Waley）的版本中，大约是觉得那种全然无疑的境界，即便对孔圣人来说也是颇难企及，于是便把范围缩小了些，译作了“no longer suffered from perplexities”——“不再为困惑本身所困扰”。看看《史记·孔子世家》里的记载，快60岁的孔夫子，丢了国内的工作，流亡异乡，结果被人误解，身困于匡，也还是会发出“文不在兹乎”的自疑。只不过心不为之久困，感叹一阵，自然就见招拆招解决问题罢了。这么一想，不惑，好像也没那么难做到。

然而再往下看几章，到了第12篇《颜渊》，孔子就自己给“惑”下了个定义：

“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咦，这说的不是个人选择和主观判断吗？再看一眼理雅各在这里对“惑”的翻译——“a case of delusion”——我突然灵光一现，脑洞大开：或许，孔夫子所说的“不惑”，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原本是一回事？

不是某个需要或值得追求的理想境界，而只是旅程中的梦醒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