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 赵阳）

文/敏怡

我面临的双重标准

结婚时，我是很有自信的，尊敬长辈算是我的家训。我相信只要以心交心，就能和公婆好好相处，所以和老公商量后，决定和公婆一起生活。住在一起后，才知道我太天真了。回想最初那几年的婚姻生活，只有两个字——压抑。从生活习惯的细节，到对家庭角色的期待，我和公婆都无法达成一致。婆婆是传说中的control freak（控制狂），老公则是巨婴。

有一次老公早晨自己煮了三个鸡蛋吃，婆婆心疼得眼泪直掉，她认为早饭是我应该做的事，儿子受委屈了。公婆当即明确和我说：“在我们家里头，男人就应该干事业，女人就应该做家务。”我觉得不服，公公婆婆之间的分工也并不符合这个标准，于是当场回嘴：“我只要求我跟我老公的分工，就像你们一样。”我这么一说，他们就更不高兴了。

事实上，公婆除了嫌我不精于家务，也看不惯我对工作的执着。当我拿第一笔项目分成和他们分享成功喜悦的时候，婆婆明确地说：“我们家里，不需要小女孩挣钱。”我忍不住反问：“如果小女孩不挣钱，小男孩也挣不到钱，那该怎么办？”婆婆觉得受到了侮辱：“你不就是嫌我们家没钱。”这句话，一直或隐晦或明确地出现在我和公婆的口角中。公婆觉得女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在家里受穷受累是应当，如果是追求工作成绩而受累，就是你自己活该。

但是在职场上，我感觉到社会对女性是另一种要求。

我从事的是影视行业，俗称电视民工，那是一种“女人当男人，男人当牲口”的工作模式。领导在下班前派个急活，告诉我明天一早要片子，怎么办，只能熬夜。第二天交活回家，一大清早还要面对公婆难看的脸色。对，他们会觉得儿媳妇“夜不归宿”。

结婚之后，我的职场身份和家庭身份就陷入了旷日持久的矛盾之中。我殚精竭虑、勉力维持，最终的彻底崩塌是因为孩子。孩子出生后，所有隐形矛盾都一下子尖锐化了，最后我和他们当面吵了起来。

孩子两个月的时候，我搬出了公婆家，自己租房住。公婆将我搬走的行为视作叛逃，认为我把他们的家拆散了。我做了一些缓和的举措，比如带孩子回去，但没有用。用老公的话来说：“你必须要跪地求饶，端茶倒水来检讨自己，他们才能原谅你，给你个机会回到这个家听他们发落。”我不可能这么做。

时隔数年，还是会有人明里暗里地批评我，对公婆退让点，就不会和他们关系闹那么僵了。可我也委屈，前20年我学习的是独立、自由、男女平等，成人之后，却忽然又要学习温良恭俭让了。我试过，但我永远无法成为公婆要求的那种“称职”的儿媳妇。

和公婆闹僵后，他们一直希望老公和我离婚。老公曾经非常认真地用机关公文的结构，给我归纳出不和我离婚的三大理由：一是我带孩子带得不错；二是他在机关，离婚很麻烦；三是和我还有共同语言，性格和爱好相投。我觉得我们的关系更像盟友而非爱人，对于婚姻我们有路径依赖，同时也必须考虑退出成本。最好的选择就是维持现状。

我常常和老公说：“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你是入错行，我是嫁错郎。”近几年，公务员已经不再是一个好的职业选择，收入不高，工作繁重。老公正是中层，夹心饼干，领导不断压任务，下属却不给力，加班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

在后来我全职之后，老公更是变本加厉，完全不理家事，我的抗议被他用一句话挡回来：“你不是不上班吗？”最糟糕的是，他在单位受了委屈，就在家里歇斯底里。孩子乖就来揉一揉，孩子闹就恶言相向甚至动手揍，以至于孩子根本不想和他单独相处。在全民讨论“丧偶式育儿”的时候，我则是“宁愿丧偶式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