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全职妈妈群体正在迅速扩大，社会如何认识她们的价值，她们如何自处，是一个新的课题（视觉中国供图）

“三年之痒”

5月11日中午，母亲节的前一天，我到北京顺义福尼亚剧院参加“国际女主人节”。这场面对国际社区妈妈们的活动主题为“全职妈妈再出发”，重头戏是两场“轻戏剧”表演，都是由全职妈妈们自编自导自演的。来到这里，我有两个好奇。一是基于一个事实：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近些年，尽管中国女性受教育比例不断上升，但中国女性的就业率却从2000年的68.2%下滑至2017年的58.9%，这意味着有更多女性最终回到了家庭。在全面二胎的政策背景下，这一数字还可能继续下滑。智联招聘发布的《2017职场妈妈生存状况报告》显示，21.7%的职场女性有做全职妈妈的未来规划。第二个好奇基于我眼前的这个全职妈妈群体的特殊性。顺义后沙峪一带是北京著名的别墅区，这里聚集的是中国最富裕的全职妈妈群体，套用剧本里的一句台词：“我还以为你们是中国最幸福的女人呢。”她们也会有普通全职母亲的辛酸和焦虑吗？

戏剧开演前，准备了一中午的全职妈妈们决定快速解决一顿午饭。Inès拒绝了伙伴们让她吃一块三明治的建议。“我出门前只敢啃两只我妈煮的鸡爪，这三明治下肚，还怎么在台上演小蛮腰？”

Inès在戏里演一个叫赵小梅的角色。赵小梅曾经梦想当畅销书作家，她数十年如一日保持着小蛮腰。和身在职场的闺蜜一起逛街买衣服，人家买五套，上班一天换一套，她想着自己做全职妈妈全年无休，跟着买了七套。可是回到家，鞋还没脱就后悔了：“我啥场合穿？难不成穿着香奈儿去买菜？”她去银行办卡，在“职业”一栏谦虚地填了“家庭主妇”。柜台小姐笑了，用笔重重地划了去，改成“无业”，让她在旁边签字确认，承认她犯了错。“我们是中国最精神分裂的女人，”赵小梅有这么一句经典台词，“一面佯装幸福，一面绝望。”Inès和剧本里的赵小梅一样快人快语，台词一从她嘴里爽脆地抛出来，台下就笑作一团。

几个月前，“国际女主人节”的主办人Vida找到陶太，希望她执笔写一个剧本。陶太已经做了9年的全职妈妈，正在筹划重新回到职场。初稿写得很快。“那些台词百分之七八十是我跟我的朋友们生活中的原话。”剧本里，全职妈妈们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迷茫：“觉得前途一片漆黑，不知道自己是谁，要去干吗，要到哪儿去。”那正是陶太几年前“特别刻骨铭心”的状态。

Vida感到，全职妈妈们有再出发的渴望 （王旭华 摄）

陶太是在大女儿4岁那年回家的。父母年岁渐大，已经无法承担看护孩子的工作。陶太那时在一家媒体做编辑，为了两全工作和孩子，常常只能牺牲自己的睡眠，深夜里“点灯熬油式地熬”。有一次，她觉得自己再也熬不下去了。“女儿犯了哮喘。凌晨4点半，我开车去医院挂号，随身带着笔记本电脑和小马扎。我就坐在排号队伍里，敲着字编着稿子，别人往前挪一点，我也往前挪一点。”终于排到窗口，当天的号正好挂完。陶太当场嚎啕大哭。抹完眼泪，第一件事是把稿子编完，赶紧发走。

陶太原本以为辞职回家只是一段过渡期，没想到这一口气就“歇了9年”。说是“歇”，其实不然。全职妈妈是一个厨娘加保姆、司机加陪练、教师加秘书的混合岗位，而且是7天24小时工作，没有周末，没有假期，看不到头。两年前《爱乐之城》上映的时候，陶太想去看场电影，死活抽不出两个小时。那时，大女儿已经进入青春期，特别敏感。小女儿2岁，刚进入幼儿反叛期，已会大声说“不要不要”，一言不合，马上躺倒在地上。这个淘气的孩子一个月里创下了看医生的纪录：一次是她悄悄翻出了姐姐的手工材料袋，鼻子里塞进去一颗小珠子，陶太惊魂未定，两天后又发现她磕伤了门牙；接着小人儿大哭大闹，肚子痛、发烧、上吐下泻，不得不去看儿科急诊。陶太通常早上5点多醒来，有时夜里12点还没有坐下来喘口气，孩子生病的时候，更是只能整宿抱着孩子坐着。“累还在其次，最难受的是，我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鲜有坐下来一个人发会儿呆的工夫。”

某个周一，面对周末热闹过后乱糟糟的家，陶太又疲乏又沮丧，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我需要一个人的假期，哪怕是以小时计。”她鼓起勇气要求先生早点回来，让她去看那场《爱乐之城》。大银幕上，男主角问道：“Do you have a dream（你有梦想吗）？”黑暗中捧着爆米花，吃着哈根达斯犒劳自己的陶太觉得每一个词都敲进了自己心里。

陶太生于上世纪70年代，自言是在“妇女能顶半边天”这种观念下长大的一代女性，一路读书求学，勤恳工作，从未想过有一天会成为全职妈妈。辞职回家的事，陶太心虚地瞒了母亲多年。4年前，二胎政策还没放开，夫妻俩觉得时间不等人，决定去美国生孩子。陶太给母亲打电话，说她会在美国待半年。母亲问：那么长时间，你领导同意了吗？陶太鼓起勇气，说自己辞职了，但还是隐瞒了已经辞职5年的事实。母亲言语上没说什么，但老人家不满意的气场还是从电话那头紧逼了过来。

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个把头衔，不是高级职称就是业界的资深人士。“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除了是个妈妈，你几乎什么也不是。有一段时间我特别不愿意参加同学聚会，因为我觉得我跟他们就好像是两个世界的人，他们谈论的那些东西我不是不感兴趣，可是我插不上话。”还有一段时间，陶太发现自己这个曾经的媒体人，成天和孩子们打交道，似乎连说话能力都退化了。“一张嘴就觉得自己怎么这么肤浅。”

在家里，陶太也觉得自己低人一等。“眼前这个人，不仅是你的伴侣，他也是你的饭碗，当你知道他是你的衣食父母的时候，你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刚结婚的时候，她向先生坦白自己没有积蓄，为了践行自力更生的独立女性价值观，她主动提出家用AA制。可做了全职妈妈，半边天变成了伸手族，她心里纠结得不得了，买件稍微贵点的衣服，心里就有满满的“负罪感”。后来她发现，周围的全职妈妈都“报虚账”“做假预算”。譬如买菜的预算是按照超市标准制定的，但坚持去早市买菜，只买时令菜。再譬如同学聚会AA制时，一定热情付账，刷卡买单，而后收取现金，称为“套现”。还有人会悄悄地在每月的家庭开销里扣下一笔，当然，前提是数量不至于大到引起先生注意。而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维系自己的自尊心，攒下一笔可供自己自由支配的钱。有朋友告诉陶太，她的目标是攒出一笔自己的养老金，将来老了，不至于给孙子买颗糖都得问先生和孩子伸手。实在无法节流，就想办法开源，陶太常常前脚把先生孩子送出门，后脚就扑到电脑前挣点兼职码字的钱，估摸着先生快回家了，便开始小跑着扫地叠被，预备一家人的餐食，“角色转变之迅速，比电视遥控器还灵敏”。

陶太说，她观察，在中国从一个甜蜜的全职主妇，变成一个崩溃的绝望主妇，大约需要三年。这恰好是一个孩子度过婴幼儿时期，可以交托到幼儿园的起始阶段，也是一个全职妈妈内耗到弹尽粮绝的极限。“三年之痒”的原因五花八门，有些是因为家庭经济的压力，有些是厌倦了看不见尽头完全没有奖赏的家务琐碎，有些则纯粹因为伴侣不能够认同这份付出，回家变成了失败的代名词。

陶太的家庭没有顺义妈妈们那么富足，但那种个人价值感缺失的不安全感是共有的。

香港妈妈Estella是“国际女主人节”另一场“轻戏剧”的编剧兼导演。在陶太眼里，Estella是个异类，她永远热情澎湃，活力四射，陶太剧本里写的那些悲观自怜，好像在她身上都看不见。可是Estella告诉我，接受全职妈妈这个身份，她花了很长时间。十多年前，35岁的Estella做了个决定：结婚，和丈夫移居到北京。38岁时，她速战速决生下两个孩子。休完产假，她把孩子们交给保姆，回到职场。可是圣诞节的时候，她发现孩子把小区大厅圣诞树上的圣诞球拿回了家。“这是公共用品，怎么能这样做？”还有一次，保姆让孩子在小区公共场合随地大小便。“生下小孩子就可以不管了吗？我怎么能够允许我的孩子不按照我所认为的基本规范去成长？”现在看起来，回家照顾孩子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只有Estella知道自己接受这个选择有多难。来北京以前，她在香港一家大公司的客户服务部做部门经理。离职的时候，她一层楼一层楼地去和同事们告别。“我好爱工作啊，舍不得，坐在别人办公室里哭，走都走不动。”回想起十多年前，她还是忍不住在我面前抹起了眼泪。

Inès曾在加拿大做税务审计工作，回国后，她的公司税专业完全派不上用场，职场经验重新归零。那时候，年纪逼人，要孩子是当务之急。“吃药，看医生，每天早晨睁眼第一件事是量体温，画温度曲线，整个人的精力都耗在了上面。等孩子终于生下来，更没有时间筹划就业了。”孩子小的时候，黏在母亲身上，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几年之后，孩子渐渐长大，Inès觉得自己不太对劲了。“说起来特别矫情，我每天吃得饱穿得暖，想买什么也买得起，可我看什么都不顺眼，觉得全世界欠了我。幸不幸福是个精神状态，和外界条件其实没多大关系。以前小时候看哲学家要追问‘我是谁’，我只觉得好假，可是到一定的年龄，我也开始问自己：我是谁？我什么也不是！别人一到年底公司有奖金，开年会，我连个组织都没有，那种失落感你知道吗？”

Inès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法西斯”妈妈：孩子是别人眼里的学霸，但她甚至可以为一些小事对孩子说出“你真像猪一样”这么难听的话。先生屡次批评她，说她把自己的坏情绪倾倒在孩子身上，Inès并不觉得。直到有一次，她被学校老师找去约谈。老师说，孩子在学校里当小组长，需要督促同学完成作业。老师模仿孩子催促同伴时的一言一行，Inès一下子羞愧难当：“我就像是在照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