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在不太长的史幅上，真是处处痛点。阅读这段历史，也痛感清俄两朝在拥有和使用人才上的差异。尼古拉一世破格升用出身于一个叛逆家族的穆拉维约夫，支持他大刀阔斧的整顿，使得原本混乱沉闷的东西伯利亚一派生机。而在穆督帐下也是人才济济，如涅维尔斯科伊、卡尔萨科夫和后面要写到的船舶专家卡扎凯维奇，如率领第三次航运的布谢，如后起之秀小沃尔康斯基，堪称梯队健全。穆氏生性褊急，言辞刻薄，容不得部下有丝毫违拗，导致与涅氏闹翻、与卡扎凯维奇疏离，但识才惜才，加上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心，自具一种超强的凝聚力。

本节要写的是一位教会中人，东正教在北京的修士大司祭巴拉第。在清朝的官方文献中，称他为“俄罗斯达喇嘛”，如《筹办夷务始末》卷十五所录理藩院奏本，就说到“驻京俄罗斯达喇嘛巴拉第呈称”云云，附录的呈文也写着“驻京俄罗斯达喇嘛巴拉第为呈明贵院事”。达喇嘛，又作掌印首领喇嘛，起于藏传佛教，顺治年间在绥远等蒙古地区设喇嘛印务处，选任掌印札萨克达喇嘛和副札萨克达喇嘛。将东正教大司祭巴拉第称为达喇嘛，应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给在京俄罗斯馆以较为体面的地位；二是暗含对沙俄仍以藩属视之，与蒙古诸部并列。降至道咸两朝，沙俄早已成为军事强国，俨然欧洲宪兵，清朝君臣已是畏之如虎，而在制度上抱残守缺，那份天朝心态仍随处可见。

对巴拉第的研究，社科院近代史所陈开科研究员开掘很深，刊发了系列论文和专著，笔者读后颇多收益。巴拉第，本名卡法罗夫，1817年9月出生于喀山的一个东正教神甫之家。他的父亲是故乡一个著名教堂的大司祭，两个哥哥都是神父，而他先是在宗教学校读书，20岁时进入彼得堡神学院，毕业后留在院外事办公室做文秘，不久即主动申请前往驻北京的俄罗斯馆。1840年10月，巴拉第作为第十二届俄罗斯馆的辅祭抵达北京。在同伴的眼里，他是一个诚实温和的人，“安静，温柔，随和”“从没有听说过他有一次和自己的同事们相处时哪怕是几分钟的不和睦，或者是做出如何有失身份的事情”。由此到1847年春，是他在北京的第一个任期，学习汉语和满蒙文字，研治佛教经典，接连完成几部佛学专著。正是由于如此年轻就在汉学上成绩斐然，巴拉第被召回国，受命组建第十三届俄罗斯馆。两年后，作为大司祭的巴拉第再至北京，又待了差不多十年。在此期间，巴拉第承担了大量的管理职责，也包括搜集和向国内传递各类信息。他仍然热衷于了解和研究中国，可显然具有了较多的政治色彩，比如《中国及其藩属区域内的商路》《天津和上海之间的海运》，情报价值一望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