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 森

一、“重写文学史”的尝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 ”的呼声发声于上海学界，其后，有不少学者做出了尝试和努力。为什么要重写文学史，台湾学者龚鹏程的见解可以大体概括学者们的认知：“近九十年的文学史论述架构，主要是努力把中国文学描述为一种西方文学的山寨版。”他认为我们的文学史书写在以下四个方面受西方论述架构的影响：一是不顾民族文化历史将其理论直接转用于台湾地区的的差异，套用了西方基督教史学的历史分期法，以耶稣生命为线索划分历史，遵循教会和上帝的旨意；二是套用了广义的进化论和历史定命论，五个社会形态必须一应俱全；三是套用西方启蒙运动的现代意识，把它作为论述文学先进性的理论坐标；四是套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学说，古今通吃；五是套用西方现代文学文类小说、戏曲、散文、诗歌的四分法，把中国古代鲜活而丰富的文类（文体）排除在外，与中国文学文体的情况不相吻合（见《龚鹏程述学》，商务印书馆二○一九年版）。基于这样的看法，龚鹏程自己也写了一部《中国文学史》。

不管以何种方式重写文学史，大体而论，文学史的写法分为两种：一种是以 “集体 ”的视觉书写的文学史；另一种，则是以 “个人 ”的视觉书写的文学史。尽管 “集体 ”和“个人 ”的出发点和视觉很难界定，往往 “集体 ”非集体，“个人 ”非个人，但可以判断，“集体 ”视觉的书写，是以看似客观的知识谱系为出发点和逻辑演绎导向的；而“个人 ”视觉的书写，则是个人对历史的判定或审美体验。近读鲍鹏山所著《中国人的心灵》，他在 “后记”中说，这是一本 “我一个人的文学史，里面有我对历史上那些文人和他们作品的心灵感应 ”。其实，所谓 “中国人的心灵 ”，首先也应是个人的心灵，因为只有个人的心灵才有清晰、准确、具体的内涵。相反，凝固如山的集体心灵，可能只是支撑着知识谱系、逻辑框架的一堆堆概念或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