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伟扬

一九二二年五月，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发表了《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一文，系统表述了他对中国历史通盘性的思考。风行海内外的 “唐宋变革论说 ”由此而发。在内藤湖南的理念之中：从六朝到唐代中叶，是贵族政治最为繁盛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贵族，在制度上并不是由天子赐予领土和人民，而是作为地方上的名门望族，其门阀自然地得到长期延续。所谓 “郡望 ”的本体就在于此。这些门阀都重视谱系，以至于当时谱学盛行。此论后经内藤门人冈崎文夫、宫崎市定等推波助澜，进一步发扬光大，并最终构成了京都学派的论说基础之一。然而，注重从社会发展形态来把握中国历史的东京学派（历研派）与其针锋相对。东京学派认为，贵族的政治权力主要来源于皇权，且不能独立于皇权之外，由此形成了 “寄生官僚 ”论说。两大学派各执争端、相互交锋，对于中古贵族制社会的探索影响深远。

“二战 ”之后，日本学者关于贵族制社会的探讨 “东学西渐 ”。内藤湖南的学说，逐渐映入了西方学界的眼帘。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降，正值西方学界历史研究理论框架的转型阶段。社会史研究成为一股新风潮，犹如异军突起，迅速占据主流地位。诸多学者向社会学科 “取经 ”，吸纳社会学理论，关注统治精英与社会阶层的流动（Social Mobility）。这也使得这些学者常被冠以 “社会历史学家”的称号。仅就中国学领域而言，德裔汉学家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先后出版了《征服者与统治者：中古中国的社会势力》（Conquerors and Rulers: 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传统中国的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 in Traditional China）二书。何炳棣在一九六二年出版了《明清社会史论》（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瞿同祖一九七二年写就了《汉代社会结构》。姜士彬（David G. Johnson）与伊沛霞（Patricia Ebrey）分别在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出版了《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和《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该时期此类著作的相继问世，某种程度上折射出西方学界对中国社会阶层兴趣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