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念群

周作人的 “附逆 ”，一直是学界喧闹争议的话题，在舆论漩涡中，周作人最终被塑造成两个极端对立的刻板形象，一端贬之为“文界汉奸 ”，另一端却奉之为 “文化的种子 ”，后来还有人添了个注脚，大意说，周作人是中国传统培养出来的 “利己主义者 ”。第一个是扣帽子，第二个是摘帽子，第三个是重新换上一顶小号帽子再扣将上去，这些帽子无论尺寸还是重量都非同一般，它的名字可以叫 “反国家 ”，也可以叫 “反民族 ”，或者干脆骂成文人 “自私自利 ”的样板，帽子箍得紧，摘帽的难度自然就大。周作人总努力想把这些帽子摘掉，陈述的理由也不无道理，自己在日据时期明明扮演的是坚贞的苏武却被错当成叛徒李陵，何其冤枉哉，这位书呆子心想，尽管本人 “牧羊 ”的时间远没苏武他老人家那么长，八年可也不算短呀。这自我辩护的结果当然只能是自取其辱，因为要不要给他戴帽子可是代表国家的民国政府才说了算的。

“国家 ”意识这个紧箍咒一旦套在头上往往自己摘不下来，外人也无能为力，不是如来佛的魔法使然，而是它纯属中国近代历史锻造出来的神器，它被打造得尺寸统一，谁戴上都会变得思虑集中，行动起来与政府步调一致。周作人是晚清变革和 “五四 ”的产儿，民国初建，乱象频现，即有人开始对 “国家 ”到底是不是个好东西表示怀疑，陈独秀干脆说要想进步就必须打碎 “国家 ”这个偶像，那时 “爱国 ”“不爱国 ”大致还是个人自选题，不是必答题。任公厌倦了党派互掐，也一度犯了 “革命 ”恐惧症，说大家别再吵吵闹闹了，咱们还是一点点从基层做起干点正经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