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江穗

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五日凌晨，当时世界最大的邮轮之一 “泰坦尼克号”沉入大西洋。船上的两千两百多名乘客和船员中，一千五百多人罹难。自“泰坦尼克号”沉没，大众文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对这一事故进行了多样的呈现和讨论。《读书》二○一六年第八期刊载了晋军的《结构的力量：“泰坦尼克号”上的生与死》一文。这篇文章指出：与性别、阶层这两个结构因素相关的制度安排，影响了 “泰坦尼克号 ”上的生与死。以此为基础，《结构的力量》一文讨论了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提出的 “社会学的想象力 ”，认为其 “强调社会结构对个人生存机会的影响”。然而，仅关注“结构的力量”，就只能看到 “泰坦尼克号”上生死故事的一面，也只理解了“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一层含义。遭遇冰海沉船的每个人的行动，则是“泰坦尼克号”故事的另一面，这也是 “社会学的想象力 ”的另一层重量。

“泰坦尼克号”船难发生时乘客和船员的人数以及后来获救的人数并不确定：有些持票人并未登船，有些用假名购票的乘客被重复计入获救名单。英国事故调查报告的数据通常被认为相对准确。采用这一数据比较“泰坦尼克号”上不同人群的幸存率可以发现，无论是乘客还是船员，女性的幸存率都是男性的三倍以上，亦即性别对船难的幸存率有影响。此外，船上十二岁以下儿童的幸存率也高于全船幸存率，更高于男性乘客和船员的幸存率。由此可知，年龄也是影响幸存率的因素。

而对不同舱位的幸存率进行计算，还会发现头等舱、二等舱、三等舱乘客幸存率的差异与其船票价格的差异类似。《结构的力量》一文认为：“买到了越贵的船票，那么无论性别，不管宗教，这个乘客就会拥有越高的幸存率。”舱位或者说票价确实影响了乘客的幸存率，但这一论断尚有可商榷之处。首先，“泰坦尼克号 ”的相关统计数据并不包括乘客的宗教信仰状况，也就无法分析乘客购买力、宗教信仰与幸存率之间的关系。虽然也许可以根据乘客的来源地及名字来估计其宗教信仰，但这类猜测的准确程度难以评估。其次，尽管总体而言各舱位的幸存率随舱位等级的降低而递减，且各舱位女性乘客的幸存率确实逐级递减，但不同舱位男性乘客的幸存率却并非如此：二等舱男性乘客的幸存率为百分之八，不仅低于头等舱男性百分之三十三的幸存率，而且也比三等舱男性百分之十六的幸存率还低。“结构的力量 ”对二等舱男性乘客似乎失效了。他们的票价比三等舱男性更高，但他们的幸存率却是全船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