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洪伟

艺术风格的 “外来影响 ”，是美国学者高居翰（James Cahill， 1926-2014）叙述晚明绘画革新运动的一个重要观念。它主要体现在《气势撼人 —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一九八二，以下简称《气势撼人》）一书中。此书是高居翰一九七九年三至四月间，应哈佛大学诺顿讲座（Charles Eliot Norton Lectures）之邀所做的系列演讲。编次成书出版后，它曾被美国大学艺术学会（CAA）评选为一九八二年度最佳艺术史著作。其师罗樾对之给予过高度评价，认为这是西方学界中国绘画研究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该书的核心叙述观念，即试图通过比对晚明时期不同类型画家及作品风格，来呈现西方艺术是推动十七世纪中国画发展变革的关键因素，影响颇著。但时至今日，针对这种研究观念，中国学界始终不乏反对之声，但又难以切中其要害。

一

作者在 “中文版序 ”中明确表示，这本就是一部颇有争议的书，甚至有人会认为是对中国学术界的攻击。书中的某些观点，已经遭受到中国学者以 “东方学（Orientalism）的幽灵复现 ”“用了外来帝国主义的价值观点和诠释法，强制地套用在中国本土传统之上 ”的批评与责难。对此，他既分析了这种反对情形存在的原因，也表达了自己的自信，他依然极力坚持，晚明时期的画风变革与西方艺术存有必然关联的学术立场。

从学术史角度看，高居翰的这种学术思路，的确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他的知识关怀虽然以西方经验为基础，但又不以之为绝对而唯一的衡量标准。其学术态度，也并没有体现出太多之前盛行的 “西方冲击 ”色调。毕竟，他本人始终坚信这样一个观念：单凭一种 “西洋的侵略 ”观念，完全排除对中国自身传统的重视，实在是不能令人信服地给出晚明绘画 “新颖 ”手法出现的复杂原因。而基于反对 “跨文化借用 ”那种暗示着一个文化强制另一个文化的观念，他还进一步从风格创变与文化环境的关系角度指出，晚明画家在面对西方艺术时，也并非全然处于被动地位。因为，那是一个思想充满矛盾与对立的时代，也是一个艺术急需变革的历史拐点。这种复杂的情形，不仅让那些有强烈自我标榜意识的画家获得了解放，也使得另外一些欲求稳固传统、遵循规范的传统文人画家们的创作相形见绌，并迫使他们也去吸取那些与自身传统有所近似的外来艺术的 “新颖 ”手法而发展出新的综合。所以，西方绘画 “可能对激发中国画家对北宋山水的新的兴趣颇有助益，并且由于同时借鉴了这两种传统，不至于总是让人费心思猜测其风格特征究竟属谁”。然而，他们主动吸收新颖西方艺术元素的根本目的，本质上不是为了单纯追求西方古典艺术的 “再现 ”（representation）写实手法，而是鉴于自身所处社会政治失序的状态，发现了西洋画与北宋时期的山水画作在反映自然实景方面有着某种相似性，因而才力求借助西方绘画来促进秩序井然的北宋山水画风的复兴，并借此恢复社会人伦 “道统 ”的秩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