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占领时期的哈尔滨沙俄官邸

如果要找一条清廷对黑龙江特殊重视的理由，那就是从首任将军萨布素开始，都由满洲的武大臣选任，其中有不少出于宗室爱新觉罗氏。

就在1856年到来前夕，咸丰帝收到吉林将军景淳的奏报，说是勘界委员在奇集一带发现俄国人停泊很多船只，建了大量住房，看样子打算久住；俄方在谈判中，明确提出黑龙江左岸与海口等地划归俄国。奕詝随即发布谕旨，指出俄人胆敢欲求明确属于中国的领土，“居心叵测”“犬羊之性”，要景淳告知对方，“中国法制森严”，守边大臣不得违例奏请边界事宜，自己“恐得重罪、不敢入奏”。这是清廷的一种惯用手法，命封疆大吏在与外方交涉时，宣称如果将他们的索求转告朝廷就会犯下大罪，故而万万不敢转报。这种哄小孩子的路数很快为外国人识破，遂将计就计，驾驶军舰直至津门，要求直接与清廷的内阁或军机大臣对话。

不久后，又接到黑龙江将军奕格的急奏，内容也是在阔吞屯分界谈判之事，记述较为详细，而有意降低了穆拉维约夫等人的调门，说他们声明很清楚：“兴安岭山阳流水之源皆系中国属地”“亦知景奇里、西里木的牛满各河等处为大国地界”，只因俄军在陆路往来不便，故欲分给俄国。咸丰帝仍是老办法，命奕格、景淳与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会衔发出公文，以“三人之意”知照俄国，告以此次勘界只解决原先未定之地，若将已定疆界混在里面，“我等因此身获重罪，于尔国亦属无益”。同时也谆谆叮嘱，只可“不动声色，密加防范”，不能激成事端。奕詝与身边那些文武大员似乎连《尼布楚条约》也没仔细研读，还要询问奕格：关于以兴安岭山阳、山阴分界的说法，是否刻在界碑上的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