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孔令伟

作为大清帝国的 “国语 ”，满洲语文自十七世纪中叶开始，成为清代中国主要的官方语言之一。而由于满语被清朝视作国语的特殊地位，清朝方面产生了大量以满文为载体的公文、信件、书籍等文献材料。这些满文材料，随着十八世纪大清帝国在内陆亚细亚地区的领土扩张以及驿站系统的建立，不仅成为当时清朝认识其他周边国家的一种信息载体，同时也成为其他周边国家认识清代中国的重要媒介。清朝在欧亚大陆深处构筑了庞大的情报网络，除了与印度莫卧儿、伊朗萨法维、沙皇俄罗斯等有紧密地缘政治关系的强大帝国势力直接发生接触之外，同时也通过书籍与出版物的贸易流通，对当时的日本和日耳曼的知识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换句话说，自十八世纪开始由于清朝在欧亚大陆东部的崛起，推动了当时日本与日耳曼对清朝进行研究的现实需求，进一步促成了位处欧亚大陆两端的知识界不约而同地开展满文研究的特殊历史现象，而这也反映出作为情报传播媒介的满文对于十八世纪以降欧亚大陆信息网络整合所发挥的历史影响。本文分别以活跃于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前期的江户日本学者荻生北溪（一六七三至一七五四）、高桥景保（一七八五至一八二九），以及日耳曼学者缪勒（Gerhard Friedrich Müller, 1705-1783）、克拉波特（Julius Heinrich Klaproth, 1783-1835）为例，介绍其满文研究著作与相关的历史背景，进而考察满文研究在十八、十九世纪国际知识交流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

一

在十七到十九世纪这两百余年间，江户日本与清代中国双方曾经有过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即便过去有学者将一六三三年幕府第一次锁国令的颁布到一八五四年黑船来航这两百多年，视为日本的锁国时代，然而实际上这期间日本仍然通过长崎口岸，与中国和荷兰等国保持着经济以及文化方面的交流。不仅如此，德川幕府虽然对于日本民间与海外国家的贸易交流采取了一定的限制规范，但德川幕府自身出于军事与外交需求的考量曾积极探求关于海外的相关情报。对于江户日本对清朝情报搜集的相关议题，大庭修（《日中交流史話—江戸時代の日中関係を読む》，燃焼社，二○○三）等前辈学者已经有所涉及，然而这些情报具体的传递脉络乃至历史意义，则仍有进一步阐发的空间。其中中国的地理情报资讯的搜集，不仅对于日本江户时期的思想与文化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前近代东亚世界的跨地域性信息整合更是有着深远的影响。

日本在江户时期最早对满洲的认识，始于遭遇海难而漂流至满洲的日本商人。一六四四年，越前商人竹内藤右卫门等五十八人从三国港出发，预计前往越后进行贸易，途中遭遇船难，十五名生还者漂流到当时由满洲人所掌控的摩阔崴一带，被送往盛京（今沈阳）。随后这些日本漂流民经清朝政府派员护送前往北京，并于一六四五年经由朝鲜返回日本。这些日本漂流民将沿途见闻记录下来，形成《鞑靼漂流记》一书。此书以日文假名记录数词等基本满语单词的读音，成为江户日本对满语文最初的认识。

进入十八世纪以后，出于现实的外交与军事需求，德川幕府更曾有计划性地打探清朝的情报，并且组织学者对这些清朝的相关情报进行研究。在享保改革期间，幕府将军德川吉宗任用了室鸠巢（一六五八至一七三四）、荻生徂徕（一六六六至一七二八）、荻生北溪等学者，并放宽了禁书令，使得这个时期日本的文化与思想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为了对当时日本的法律以及军事制度进行改革，德川吉宗有意参考中国的经验，因此幕府通过前往长崎的唐船商人购得了数量可观的汉文书籍。当时德川幕府在得到这些自清朝输入的汉籍后，曾进一步组织学者对其中包含清朝重要资讯的书籍进行相关研究，例如在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德川吉宗曾命令儒学者荻生北溪与深见有邻对康熙版《大清会典》汉文本进行研究，并试图将其中的部分内容翻译为日文，借此理解清朝的官职与行政系统。但是由于《大清会典》中所收录的清朝官职名，其中有不少用汉字音写满语的官职名称，因此荻生北溪与深见有邻虽然熟稔儒家汉文典籍，却无法精准理解这些满语官职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