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岳永逸

一

对于中国民俗研究这一浩大的工程，却只有很少数的人愿意参与其中。可是，在很多时候，就是这些参与其中的很少数的人，他们真正的民俗学视角也是相当缺乏的。一些民俗研究者走了弯路。在民俗研究的旗帜下，他们掺杂了其他各种不同的关照。他们大谈语言、文学、教育，甚至政治，但极少对民俗本身，即民俗资料本身，投入全部的心力。上述这段文字出自辅仁大学《民俗学志》一九四五年第四卷的《山西大同城南之谜语与儿歌》一文。这一不乏严厉的批评，对于中国民俗学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无疑都是一剂醍醐灌顶的醒脑猛药。

是谁如此冷静与犀利呢？他就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在西方汉学界以古代汉语、中国古文字研究而享有盛名的司礼义（Paul Serruys， 1912-1999）。然而，在二十世纪前半叶，作为圣母圣心会传教士的司礼义，却是一个不折不扣在大同等北中国特定地域研究中国民俗与方言的民俗学家。

一九三六年八月，在祝圣为神父后，司礼义从比利时来到中国。次年，他被派往山西大同。直到一九四三年三月被日本人逮捕，司礼义主要在大同城南、桑干河畔的西册田一带传教、调查与研究。一九四五年，重获自由后，司礼义被教会派往西册田附近的张官屯，直至一九四七年战事吃紧，他才再度回到北京，在南怀仁学院、辅仁大学学习和研究。虽然是传教士，司礼义却将学术研究视为 “一种崇拜 ”，他认为，不论当事人自觉意识到与否，学术研究同样可谓是“一种对神的追求 ”。在西册田等北中国乡村，司礼义对当地的语言、习俗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以至于他一度被教会内部批评为 “更多兴趣是在收集语言资料，而不是收集灵魂 ”。

因为认识到中国学者对民俗资料本身投入心力不足，在自己的研究中，司礼义尽可能准确地呈现出他所捕捉到的民俗本身，使之具有科学性。除对所有的资料进行语音标注和释义之外，他还不厌其烦地一一标注出了谜语、儿歌、故事以及婚书、婚仪的信息提供者的姓名、年龄、所居村庄，扼要介绍他的研究方法，记录经过与分析策略，强调他是如何记述这些资料而使之不失原貌，以此坦率地给读者展示他调研和撰文的过程。然而，司礼义量大质优的中国民俗学研究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规划与设计，在西册田住的四年多时间里，司礼义一开始只是想搜集可以用于描写该地方言的完整资料。正是在与村民长期的交流过程中，越积越多的谜语、儿歌以及谚语、故事日渐显现出其重要性。这样，司礼义才目的明确地将调查地扩展到沿桑干河东西长七十五公里，桑干河迤南南北纵深十里的地域范围，对数十个村庄进行了采集。

就如何搜集、记录这些故事，怎样处理音声与文字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此过程中，司礼义是如何反客为主地与信息提供者之间发生良性互动，在《山西大同城南民间故事十五则》开篇，司礼义都有清楚的交代。就书面记录和口头讲述相结合的记录方式，司礼义声明了三点：其一，书面记录，或大纲或细节，都是根据讲述者的口授，从未强迫讲述者依附于已有的书面记录，书面记录仅作为备忘；其二，选择与记录者来自同一个村庄的人作为讲述者，以便于他们互相理解；其三，司礼义能够用其学到的方言，反向检查讲述者和记录者是否使用了被调查村庄真正的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