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裴艾琳

谭凯（Nicolas Tackett）曾指出，内藤湖南的 “唐宋变革说 ”中将宋朝视作 “近世中国 ”开始的标志，至今还是美国中国史学者未真正接受的观点。不过，在他的研究中，从二○一四年出版的《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到二○一七年出版的《汉民族的起源：宋朝中国和东亚世界秩序的确立》（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Nation: Song china and the forging of an East Asian World Order，下引此书，只标注页码），却似乎始终围绕着具有笼罩性的 “唐宋变革 ”论。如果说前一本关于唐宋间士族的巨变，可谓对内藤学说的直接反应；那么，这一本关于宋代 “汉民族 ”和“民族主义 ”的著作，与“唐宋变革 ”的关系看似要弱一些，因为在内藤湖南那篇著名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汉民族起源和认同的问题，并不在他所列的唐宋变化诸领域中。但是，谭凯以 “起源 ”作为论述的中心，将中国的 “民族主义 ”上溯至北宋，无疑是接受由唐入宋而开启了漫长的 “近世中国 ”的论述。

宋代是否已经出现了 “民族主义 ”（或说是民族主义的 “前现代形态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如果从 “民族国家”所需要的区隔边界、族群认同、文化整合等角度来说，宋与辽、金划定边界，禁止书籍等往来，乃至《中国论》《正统论》等文章的出现，似乎宋代都已经具有了原始形态的 “民族主义 ”（有些历史学家称之为 “民族主义原型 ”）。当然，如果认定 “民族主义 ”终究是一个现代性的产物，那么，在“前现代 ”时期（尤其是距今一千年的宋朝）的这些近似民族主义的现象，就只能算是传统中国正统论的一部分，而不好将其称为 “民族主义 ”了。作为西方研究者，谭凯的目的在于透过宋朝这一历史案例，来消解欧洲民族国家的自然性，因此他并不拘泥于 “民族主义 ”概念的时代性，而是从历史现象本身对此现代概念进行反思，于是他特别强调宋代与现代民族国家所共享的标准，比如线性边界、种族团结，以及国境内同一性社会（homogenous nationwide community，也可以称为高度同质的 “中国空间 ”）等（280页）。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他所论述的核心，因为此前田浩（Hoyt Tillman）、葛兆光、包弼德（Peter K. Bol）、邓小南等多位学者都已经有过深入的研究，他似乎更期待从整体对这些问题有一结构性的论述。值得注意的是，谭凯选择从 “宋之外交 ”入手，在政治与文化两个领域中，追寻北宋士大夫构建的边界。例如，他注意到在北宋一○○五至一一二○年间，有六百一十八名中层官僚曾担任使臣出使辽朝，而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此后出任执政，富弼、欧阳修、司马光等名臣都曾有过出使的经验，他认为这些官员的早年经历，“直接影响了宋代的基本政策和中国政治社会精英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 ”（26页）。所以全书第一章所讨论的，正是宋朝政治精英广阔的外交世界与难得的外交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