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亓同惠

一

美国学者理查德·达格（Richard Dagger）写了一本名为《公民德性：权利、公民归属感与共和自由主义》（Civic Virtues：Rights, Citizenship and Republican Liberalism）的书，虽在汉语学界至今寂寂无名，但此书却是享誉世界的 “斯皮茨奖 ”（David and Elaine Spitz Prize）的荣膺者，至少在研究政治思想和民主理论的学术圈内，堪称大作。约瑟夫·拉兹的《自由的道德》、罗伯特·达尔的《民主及其批评者》和约翰·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也曾先后问鼎该奖项，相比于这三位在汉语学界的声名远播，达格本人及其著述似乎被忽视了。

这是一本颇具创意的书，达格以其深厚平和的学养和对自由民主的热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共和自由主义（Republican Liberalism），它针对的是权利的享有和行使。很显然，这似乎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近乎说有一个图形是圆形的正方形，但当我们通过追忆 “权利 ”这一自启蒙以来就如日中天的概念有迹可循的种种过往时，却发现它有理有据。

自十七世纪以来，在自由主义的权利概念引人注目地出现在政治论争中之后，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个体和族群都乐于以权利的名义各持己见，身处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中的每个人似乎都陷入了对权利的迷恋，与权利相伴随的是刚愎自用、片面的个人主义和无原则的利己主义，这与启蒙运动试图重建公民人文主义传统的初衷渐行渐远。许多自由主义著述者把自由主义版本的权利打造成了一件外观雍容华丽的铠甲，但在大家都想着为权利而斗争时，这件权利铠甲的功用便大打折扣。结果是，对权利的主张越多，权利的获取和维护就越艰难。有鉴于此，达格认为对权利的正确理解，必须至少从权利本身、群体义务和公民归属感三个方面重新开始。

此时，让共和主义以新的面孔出场（当然，它一直在场），并与自由主义实现某种超越过往历史成见羁绊的联合，成为达格指出的一条新路。那么，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回应历史学家班宁（Lance Banning）的疑问：如何将 “包含着资本主义或是暗示着一种布尔乔亚的态度和价值观 ”的自由主义，与“用来认同有关思考公民归属感和政体的术语，它可能要回溯到亚里士多德，经由马基雅维利和哈林顿延续至十八世纪的英国及其殖民地 ”的共和主义，这两种有区别的哲学结合起来。

现代自由主义和古典共和主义是有区别的哲学，自由主义大多被用作一种政治理论的标签，此种理论认为人拥有与生俱来的个体权利，而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护这些权利，其权威来源于这些权利的同意。古典共和主义是一个学者们用来认同有关思考公民归属感和政体的术语，它可能要回溯到亚里士多德，经由马基雅维利和哈林顿延续至十八世纪的英国及其殖民地。这两种哲学发轫于人之本质的不同设想，并发展为不同的理念。达格选择的切入点是两种思想在各自标榜的价值追求上——自由主义看重个体自治，共和主义看重公民德性——存有结合的可能乃至必要。其前提是明确什么是共和主义的公民德性，什么是自由主义的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