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飞

传统中国的学问有两个公认的高峰，一个是东汉的郑玄，一个是南宋的朱熹。前者被尊称为郑君，是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虽然死后不久就遭到了王肃的批评，却塑造了魏晋至唐的经学研究范式和礼法制度；后者被尊称为朱子，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虽然总是面临来自心学的批评，还是奠定了元、明、清的思想范式与意识形态。两位大师各领风骚六七百年，相继构成了中国学术史的主干。对于今人而言，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人们心目中大多有个朱子的形象；但对于郑君，不仅一般人茫然，甚至专家也难以给出稍微系统一点的描述。郑玄，似乎距离现代人太遥远了。

郑玄的这一模糊形象，其实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由于郑玄的思想主要体现在经注当中，而郑注又惜墨如金，如果不在不同经文的郑注之间反复比对分析，是很难理解他到底在想些什么的，因而在其身后不久，要真正系统把握郑学，就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毕竟郑玄的学问有笼罩性的影响，当时研究各经郑注的人总能一鳞半爪地获得一些理解。宋代之后，郑学为朱学取代，其形象自然就日渐淹没。清人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摸索，才逐渐转向郑学，但也很难说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了郑学。

因而，重新认识郑学的问题，不仅持续了千年之久，而且本就极为艰深。但对于想要全面了解中国学术传统的现代人而言，郑玄却是一个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人物。在某种意义上，了解郑君比了解朱子还重要一些。经学，是在郑玄手里才成为一个完整体系的，宋明理学虽然大大改变了人们对各经的理解，且将思想讨论推到一个非常高明的层次，但没有郑学开辟的基本面貌，是不可能有宋明的局面的。另外，大大依赖于郑学的隋唐礼法架构，成为以后千年的基本政治架构，宋明儒不再讨论汉唐学术的很多问题，并不是因为这些问题不再重要，而是因为它们已经落实在了政治制度中，不再构成争论的必要。

对郑玄学术之文献、训诂、考据的研究，现代人基本接续了清代学者的传统，固然极为精深，但用华喆的话来说，还都是比较外缘性的研究。对于郑玄的思想体系和更内在的经学面貌，现代人仍然很难抓到门径，似乎郑玄就只是一个训诂学家而已。

但在近二十年中日学者的深入研究中，郑玄的面目渐渐得到了改变。通过乔秀岩、李霖等学者的工作，人们发现郑玄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训诂学家，后世那些以训诂立场诟病郑玄的人，不仅自己没有读懂郑学，而且往往没有对经学整体的考虑，他们对郑玄的批评大多也是不成立的。这些研究提示我们，郑玄和朱子一样，也是有思想体系的。郑学之所以能够终结两汉经学的讨论，并形塑了此后的经学形态乃至礼法架构，当然不只是因为他解字解得好，而是源于这个思想体系的力量。理解郑学体系，其实质是理解盛汉强唐的精神气质、学术品格和制度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