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晓进

《读书》二○一八年第十期刊载了《蔡锡勇和他的〈美国合邦盟约〉》一文，详细介绍了蔡锡勇的生平经历、翻译《美国合邦盟约》的缘由，以及这份美国宪法中译本在清末中国的传播之旅。

几年前，笔者在写作《清末民初美国宪法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一文时，曾引述胡其柱、李文杰等人的研究，考证到底是谁最先翻译了美国宪法全文。最后发现，美国来华传教士林乐知和中国清政府驻美公使馆翻译蔡锡勇，几乎在一八八一年同时翻译了美国宪法全文，只不过前者的译本当年就刊登在林乐知自己所创办的《万国公报》上（第六四二至六四三卷），而蔡锡勇的译本要等到一八九七年，才连载于维新派的《时务报》。《万国公报》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巨子，乃至当时的光绪皇帝都有直接的影响。因此，笔者推断，就传播面和受众群体而言，林乐知的美国宪法中译本比蔡锡勇的译本更为广大，其历史地位也不言而喻。但是，胡其柱的最新研究使笔者意识到，在一八八一至一八九七这十六年间，蔡锡勇的美国宪法译本虽然没有大规模印刷，但也以各种形式在中国的开明派官绅之中流传。

除了补充蔡锡勇美国宪法中译本在晚清中国的传播证据外，胡其柱这篇文章还强调了该译本在政治思想史链条上的重要地位，认为蔡锡勇译本所使用的政治词句，具有鲜明的国—民对照色彩，脱离了“西学中源”式的传统表达，展现出美国宪法具体可操作的制度特征，而同一时期传教士林乐知的译文，则拘泥于中文传统表达，格义比附的色彩十分严重。这样的对比实在是非常值得进一步展开讨论。

如果联系到作为美国人的林乐知，是在中国向中国的士大夫介绍美国宪法，而身为中国人的蔡锡勇，是在美国给清政府驻外使臣与洋务官员介绍《美国合邦盟约》，就会发现，他们两人所使用的话语，分属于两条相互交织的螺旋思想链。一条是西方来华传教士极力中国化、理解和接受中国文化，并融入中国知识界话语体系的思想链条，比如林乐知之前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就极力希望以中国传统读书人能够接受的文字与观念来介绍美国地理和历史；另一条是中国开眼看世界的一代士人和后来的洋务与维新派知识分子努力探求西学，希望以全新的视角和眼光，打量西方各国，探求强盛之道，比如与裨治文同时代的徐继畲，以及与林乐知同时代的蔡锡勇。

众所周知，徐继畲有一部介绍当时世界各国地理与历史的名著《瀛寰志略》，该书对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戊戌变法影响巨大，而且书中（按语）称赞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建国伟业的一段话，还镌刻在美国首都的华盛顿纪念碑之内。语云：华盛顿“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

“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 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这其中的“胜、广和曹、刘”都是典型的中国枭雄，但华盛顿开创的美国却“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这就完全超出了徐继畲那一代士人的理解与想象，所以他才非常惊奇于这种“古今未有之局”。

徐继畲和他的《瀛寰志略》无疑是鸦片战争后开眼看世界那一代中国士人探求西学思想链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但这个节点同时也是与西方来华传教士介绍西学思想链相交织的结点。《瀛寰志略》中称赞华盛顿的上述按语，之所以能在一八五三年就镌刻于正在建造之中的华盛顿纪念碑内，得益于那一时期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和他们在中国的教众。他们希望借助中国官员的话语，传递一个全新的美国形象，从而引导更多的中国民众将目光投向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瀛寰志略》中关于美国的论述，几乎大部分来自美国来华传教士裨治文的笔下。

一八三八、一八四四和一八六一年，裨治文分别在新加坡、香港和上海用中文出版了介绍美国地理与历史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亚墨理格合众国志略》和《大美联邦志略》，其中《大美联邦志略》（通称《联邦志略》）最为详尽，系前两个版本的补充和扩展，而前两者对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影响甚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