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秦立彦

华兹华斯写了数量众多的叙事诗，乡村题材的叙事诗尤其是他的一个重要贡献。作为英国浪漫主义之明确标记的《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书名的两个英文词中，“歌谣 ”是一种传统的叙事诗体，而“抒情 ”则是典型的浪漫派手法，两者的结合显示为一种新事物，就是浪漫的叙事，虽然《抒情歌谣集》中既有抒情诗也有叙事诗。从华兹华斯在中国的接受情况来看，他的叙事诗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有几种华兹华斯诗歌的中译本题名均为《华兹华斯抒情诗选》，给人的印象是抒情诗是华兹华斯作品的主体，虽然这些选本中常常也包括一些叙事诗，体现了人们对以 “我”为发言者的抒情诗与讲述故事的叙事诗之间界限的混淆。

在浪漫派的抒情诗中，诗人的自我常常是放大的，诗人是第一位的主角，与他人保持着较大的距离。华兹华斯的抒情诗中这样的 “自我 ”很常见，比如他的名诗《丁登寺》(“Tintern Abbey”)就是如此。他的大量诗歌写他在山野独自漫步时的所见所感，其中就有这种抒情自我的体现。《水仙花》（“The Daffodils”）一诗的开篇写 “我如一朵云般独自漫游 ”，实际上此诗中记录之景象是华兹华斯与妹妹多萝西共同散步时所见。抒情诗将他人从诗中抹除的倾向，在此诗从经验化为诗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而当书写叙事诗的时候，华兹华斯刻画他人，理解他人，所书写的自我不再是独处之自我，而是与他人妥协，有更大的同情能力，甚至能够对较为自恋的诗人自我进行反思。华兹华斯的叙事诗并非他的作品中最典型的浪漫部分，反而是对浪漫色彩的冲淡。《兄弟》（“The Brothers”）一诗中的牧师把另一个重要人物列奥纳多想象成浪漫主义游客：

这欢乐的人在田野间缓缓而行，

任由心绪随时变换，有时候，

让泪水在面颊流淌，有时候，

脸上浮现独处者的那种笑容。

实际上华兹华斯本人也常常这样在乡野游荡。这一段描写颇似郁达夫的短篇小说《沉沦》中的主人公在日本常做的那样。也许并非巧合的是，《沉沦》中就引用了华兹华斯的抒情诗《孤独的割麦女》（“The Solitary Reaper”）。然而在《兄弟》这篇叙事诗中，通过牧师之口，华兹华斯对这样的浪漫主义游荡者做了温和的讽刺。

在多篇叙事诗中，华兹华斯都提到叙事诗人在共同体中的角色。

如果说抒情诗是对自己或少数知音的自我剖白与倾诉，那么在叙事诗中华兹华斯给诗人设定的功能更加具有公共性，诗人是嵌在共同体中的。在华兹华斯的一些中世纪题材的叙事诗中，他扮演着游吟诗人的形象，执行游吟诗人的功能。在当代乡村题材的叙事诗中，华兹华斯也继承了游吟诗人的传统，将许多叙事诗描绘为自己向乡村听众所讲述，对听众有娱乐或教育功能。诗人是一个诗歌表演者，是在乡村的户外或室内情境中对他人讲故事的人。《高地盲童》（“The Blind Highland Boy”)的“题记 ”中说，这是诗人 “我”在火炉边的家庭公共空间讲的故事，听众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彼得 ·贝尔》（“Peter Bell”）则是 “我”向九个乡间听众在花园里讲述。

华兹华斯将自己的叙事诗描绘为对于乡村共同体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