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世功

二○一九年春节过后，北京罕见地持续下了几场雪。这究竟要给中美贸易战的紧张谈判一个好兆头呢，还是给《流浪地球》引发的热议降降温，让我们更冷静地看待中国要面对的世界？在国庆七十周年之际，中美贸易战和《流浪地球》不期而遇，让人们想到的不仅是中国科幻电影工业追赶美国以及面对好莱坞电影的文化自信问题，而且是在中美科技竞争乃至发展道路竞争的大背景下，科技发展给人类文明带来怎样命运的哲学问题。究竟是科技主宰文明，还是文明驯服科技？当地球环境遭破坏，究竟是抛弃地球、殖民新的星球，还是带着地球在太空中流浪？地理空间、科技、现代化道路与文明秩序之间有着怎样的复杂关联？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无疑会让人想到施米特，尤其是他关于地理空间与文明秩序的思考。

一

从地理学角度看，“地球 ”上三分之二以上是海洋，三分之一才是土地，因此应称为 “水球 ”或“洋球 ”而非 “地球 ”。我们称之为 “地球”本身就包含了文明的意味，即人是生活在土地上的动物，文明诞生于大地。大地原本就是我们生命体验和生存意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中国人才将 “天人合一 ”看作人生的最高境界，柏拉图《理想国》也试图用哲学方式来证明一个古老的腓尼基神话，人类是“大地母亲 ”所生，原本亲如兄弟，理想城邦就应当如同家庭一样相互关爱、同生共死。

然而，地理大发现恰恰给了人类一种不同于陆地生活的海洋生活体验。正是在陆地与海洋的不同地理空间产生出两种文明图景：海洋 —贸易的西方文明与土地 —农耕的东方文明。用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的话说，哥伦布航海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此前的人类历史属于亚洲主导的陆地时代，此后的历史是欧洲主导的海洋时代。“哥伦布时代 ”是欧洲人共同推进的，若从罗马 —基督教帝国角度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兰西和德意志这些民族类似于中国的中原诸夏，乃是文明的正统。而不幸的是，在这场类似中国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残酷竞争中，处于欧洲文明边缘蛮荒之地的英国成为世界帝国。这就给欧洲思想家带来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全球竞争中西方战胜曾经占优势的东方？西方内部为什么处于文明边缘地带的英国会最终胜出？这些问题无疑是我们理解西方现代性思想的钥匙。

面对这个根本性问题，不同时代的思想家有不同的回答。十七至十八世纪的主流回答是与古典历史彻底决裂的现代思想的兴起，这就是英法所开辟的自由人权、市场经济和主权宪制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到了十九世纪，德意志崛起不仅在政治上挑战英法在欧洲的霸权，更在思想上挑战英法的现代化老路。德国浪漫主义的兴起以及由此展开关于 “文化 ”与“文明 ”的辩论就在于强调英法开辟的现代化老路所塑造的现代 “文明 ”走向了技术理性主宰的 “异化 ”道路，而德国崛起要开辟的现代化新路，就是要将人从技术异化中解放出来，重新置于 “文化 ”所建构的存在世界。在麦金德看来，德国与英法的两条现代化道路实际上是陆地道路与海洋道路的分歧，最终是由英法和德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空间决定的。事实上，在整个十九世纪，大陆与海洋成为整个欧洲思想家、公共舆论思考政治问题的基本分野，由此形成了潜在的地理决定论：唯有海洋帝国才能迈向现代商业贸易的现代化道路。于是，整个十九世纪大英帝国与俄罗斯帝国展开的地缘政治 “大博弈 ”（the Great Game）被形象地描述为 “鲸”与“熊”之间的搏斗。野心勃勃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放弃了俾斯麦长期经营的大陆帝国路线，转向海洋帝国路线，从而引发与大英帝国的必然冲突，两次世界大战也由此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