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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中国的超大规模性

作者:读书

2019-06-20·阅读时长1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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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泮伟江

几乎不会有人否认规模对理解中国问题的重要性。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理论分析中,中国超级巨大的规模,都可以被观察者和谈论者直观地感受到,并在相关的观察和思考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尽管如此,在围绕中国问题的研究中,规模又是一个经常被过于忽略的概念。当观察中国的国家治理与社会演化时,规模的含义究竟是什么,规模因素究竟发挥了何种作用?规模的要素是否可以被充分地概念化与理论化,从而变成分析中国国家治理与社会演化的基本概念框架与分析工具?在通常关于中国巨大规模或超大规模的诸种流行说法的背后,隐含着何种观察的视角?是否有可能再做二阶层次的观察,从而揭示出这些观察的洞察力与盲点之所在?上述问题引导了我围绕中国的超大规模性的观察与沉思。

在西方的思想传统中,柏拉图关于城邦规模的讨论一直是很知名的。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将城邦规模的扩大看作城邦内部贫富分化与党争的根源。在柏拉图看来,城邦适宜建立在一个离港口不太近,同时又不太远的地方,人口规模维持在两万人左右为宜。亚里士多德也同意柏拉图的看法,认为城邦规模不宜过大。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人正是通过城邦才得以 “成人 ”,是城邦赋予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因此,当城邦规模过大时,就要通过某种程序,排解出一部分人另立城邦,从而使得城邦的规模始终保持适当。隐含在此种理论和实践背后的观念是:城邦必须保持适当的规模,“以确保不多不少地能好好地过有德性的生活 ”。

当然,正如卢曼所揭示的,在此种关于城邦规模问题的理解背后,还隐含着一种更为深层和普遍的观念,即将世界 “看作是一个聚集性的躯体(aggregation corporum),一个将所有其他生物体都包含于其中的巨大的、可见的生物体 ”。在这个生命体之中,“存在着有朽和不朽的生命体,人类和动物,城市和农村 ……”

正是此种隐含的将城邦或国家看作某种 “生物体 ”的观念,定义了欧洲人关于城邦或国家的 “正常规模 ”的理解。这一点在伽利略于一六三八年出版的《关于两种新科学的对话与数学证明》的著作中,得到了清晰的显示。伽利略根据几何学的原理指出一个常识,即当物体的体积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它就因为无法承受自身的重量而崩解。即,任何物体的规模都有其天然的限度。由于社会或者国家也被理解成某种物体甚至是生物体,因此它也有其自身的限度。

带着此种社会生物体及其限度的观念,欧洲人在遭遇并观察中国时,就显得有些不太适应。对他们来说,一个几乎相当于整个欧洲面积的社会文明体,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实现了统一,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尽管有所伸缩,但基本上保持了如此规模的统一状态,这已经构成了对上述常识的挑战。“超大规模 ”的感受与用法也就由此产生了。

黄仁宇与周雪光在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与治理问题时,也有类似的观察与描述。例如,黄仁宇一再地指出,由于十五英寸等雨线和黄河泛滥两个基本因素的存在,中国过早地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形态。这当然有助于国防与治水等基本社会公共物品的提供。但同样由于规模因素,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中央政府的官僚体系在信息的传递、税赋的征收、政令的统一等诸方面都遭遇了艰巨的挑战,因此不得不依赖于儒家道德话语和意识形态的辅助,来形成较为抽象的文化与道德层面的自我认同。周雪光也进一步在黄仁宇的基础上指出,传统中国的治理体系,受制于超级巨大的规模及其带来的规模负荷,因此不得不依赖于政治制度与非政治制度之间、中央政令的名与实之间的微妙把控来实现帝国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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