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图景

1942年，昆明，文林街整条街上全是茶馆。前来光顾的几乎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茶馆的墙壁上挂着几个大字：“闲谈莫论国事。”学生们做什么的都有，人声鼎沸。一会儿从打桥牌的桌上冒出来“just make”“他妈的”，一会儿从闲聊的座位上冒出来“四大家族……”“孔祥熙，飞机运洋狗！”“朱家骅，什么玩意儿！”。还有几桌是谈恋爱的情侣。

哲学系学生张世英走进一家茶馆，要了一壶茶，摊开书和笔记本，开始了一天。这天他带的是巴克莱的《人类知识原理》，这是他转入哲学系后认真读的第一本原著。他念这本书入了迷，发现千言万语集中在一句话：“存在就是被感知。”张世英忽然觉得“很好玩”，“我对茶馆里的喧嚣声、议论声都置若罔闻，也似乎是，既然我不去感觉它们，它们也就都不存在了”。茶馆读书由此获得了理论依据。

75年过去了，回忆起当年茶馆情形，张世英仍然记得一清二楚。“早晨一起床，吃过早饭，就夹着书本到文林街‘泡茶馆’，一杯茶从早上八九点‘泡’到12点，然后回食堂吃午饭，午饭后又去‘泡’，晚饭后又去，一天‘泡’三次。”联大校友汪曾祺毕业50年之后也写了一篇《联大忆旧——泡茶馆》，一一细数了各家茶馆的掌柜和经营特色，可见记忆之深。

以茶馆为学习和社交场所，看起来自由随性，实有无奈的成分。图书馆座位极度匮乏，寝室里则因为昆明电力不足而光线昏暗，大家除了茶馆无处可去。这所战时情况下的特殊大学，物质条件可谓艰苦。机械系校友吴大昌记得，北平的清华体育馆有热水淋浴，更衣柜配备密码锁，与现代体育馆几乎无异，到了昆明，就只能在土操场上跑跑圈打打篮球了。

算学系（数学系）校友万哲先印象深刻的是上课时的“味道”。“数学系对面就是敞开的厕所，一刮风，教室里马上就能闻到味道。”上学期间，万哲先的宿舍还发生了多起“铺盖失窃案”，有同学睡着觉身上的被子就没了。“宿舍窗户是纸糊的，小偷弄破之后，用钩子一钩就把被子偷跑了，最后也不知道小偷是谁。丢一套铺盖对我们这些穷学生是不小的损失。”

环境虽然困苦，但并不影响在这所充满活力的大学中同样有丰富的校园生活。因为教室及宿舍为多方租借、拼凑而成，加之学生活动范围广泛，就有了“昆明有多大联大就有多大”的说法。天津来的外文系学生杨苡享受着悠游闲逛的自由。“昆明的云、树、山和水，西山上的‘龙门’，‘金马’和‘碧鸡’两个大牌坊……我们这些租界里长大的孩子觉得一切都美极了。”联大师生还常光顾南屏大戏院看外国电影，因不满意翻译粗糙而亲力亲为，外文系教师吴宓由此译出《魂断蓝桥》《出水芙蓉》等经典译名。

最受欢迎的地方是翠湖，是联大师生共同的美好回忆。起初本地人看不惯学生情侣在湖边谈情说爱，还曾抛石子抗议，没过多久，昆明本地年轻人也如此效仿了。张世英和夫人此后一生在北大工作，被问及翠湖和未名湖哪个更美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当然翠湖更美！”

今日大学生的小聪明，也都存在于昔日的联大。“清华体育之父”马约翰主持联大的体育课，偷懒的学生不在少数，不少人在跑步时躲在树后以“逃圈”。一次，领跑的老师忽然转身，发现全班同学都不见了。另有很多同学慕名去听陈寅恪的课，将教室挤得水泄不通，然而并不能听懂，往往过了学期前一两节课之后，教室也就空了大半，只剩下少数真正听讲的学生。

联大的特别之处，在于特殊背景下全校患难与共，由此而造就的尤为亲密的师生关系，这也为校友所深深怀念。

杨苡和几位同学一度和沈从文、朱自清、杨振声等老师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大家相互串门，无长幼尊卑之分。沈从文知道杨苡爱好写作，常为她引荐来找自己的访客。“杨小姐，下楼来见见冰心女士！”“杨小姐，下楼来见见徐芳！你这个小女诗人快来看看大女诗人好漂亮！”“杨小姐，来见萧乾了！”……这并非个例，据校友回忆，闻一多给学生的题词也都称呼“某某兄”。此种融洽场面的另一原因在于，当时联大的教师都非常年轻，能够与学生亲近。1938年联大开学时沈从文36岁，闻一多39岁，钱锺书28岁，人们印象中一向是胡须全白的冯友兰当年也才43岁。

这样一所学校，环境优美、人数不多，师生亲密无间，偏居一隅而构成关系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从形式上看，或许更接近今日西方的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而非动辄数万人规模但人际关系高度原子化的研究型大学（University）。不过正像西南联大研究者、美国历史学家易社强（John Israel）指出的，尽管西南联大确实在形式上更接近教学型学院，但它有着远比单纯的教学型学院更深远和沉重的身份：它是危急时刻组建的国立联合大学。

战争来临，侵略者必定要控制乃至断绝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文化，西南联大和其他高等院校承担的使命就是绝不让他们得逞，要把独立自主的学术和教育延续下去。

进入1935年，北方的大学就已开始做最坏的打算。清华1935年斥巨资在长沙修建校舍和研究所，同时叫外出实习的师生不要再把仪器设备带回北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京津大学南迁则成定局。当年的清华外文系三年级本科生赵俪生日后在回忆录中写道，卢沟桥炮声一响，学校加紧将书籍、实验器材装箱。“每当夜深人静之时，砸钉之声响彻在大楼里，好像小时候听大地主人家入殓的声响。”

国难当头，不甘做亡国奴的知识分子做出了不同的抉择。有就此投身抗战的，如赵俪生，“卢沟桥事变”后12天前往山西打游击，学历永远停留在了“大学肄业”。也有宁愿一死以终结此生的，如陈寅恪的父亲、“维新四公子”之一的陈三立，拒绝日本人招延，在北平城内绝食而亡。更多的人决定把自己的事业继续下去，学生继续上学，老师继续教书，为中华文化留下种子。

但他们再不会拥有恬静的学园了，而是要在战火中艰难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