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河风光

摄影/蔡小川

王制之始

如今你只能站上堤岸，跃入汾河。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无度。”《诗经·魏风》里伸入河滩的湿地不再，采野菜的翩翩少年亦不再，一如“魏风”的确切范围已扑朔迷离，与“唐风”难辨彼此。“十五国风”里，“魏”“唐”皆属春秋时的晋国，在晋南地。“汾”即“大”，汾河乃晋地最大的河流，自晋中的管涔山北缘而下，蜿蜒713公里，西入黄河，润泽方圆3万余公里。经至临汾盆地已是下游，河水平缓，东岸卧有崇山，居盆地中心，周围的汾河谷地自古乃唐地，正是《诗经》成书时晋地的核心。

公元前1035年，此地发生叛乱，周公平乱后，周成王把自己的弟弟分封于此，史称“唐叔虞”。我从临汾市里向此进发，东南驱车不到一小时，但见路旁不时出现茹毛饮血的原始人宣传画，指向崇山西麓陶寺村的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唐叔虞定都崇山之前千年，公元前2300年至前1900年间，那里已形成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都邑，与五帝之一的“唐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汾河谷地缓缓抬升，放眼望去，遗址只是斜坡上高高低低的麦田。东西约2公里、南北约1.5公里的遗址被5个村庄包围，数千年来却几乎从未被后世的房屋覆盖。遗址的土不够黏，村民建不了窑洞，盖房也莫名觉得此地阴气太重，反而绕开这片宽敞、向阳的高地。

陶寺宫城遗址

“陶寺的城址东边有从山上流下的南沟，中轴线上有中梁沟，两条河都汇入汾河，当时的人们除了打井，用水的主要来源便是它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高江涛常年驻扎现场，他带我探访先人选址筑城的门道。距离陶寺遗址西北界不到5公里便是汾河。山中南沟的河道仍在，建都时为修筑围墙，特意让河道拐了个弯。“‘（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管子在《乘马》篇中总结的都城选址原则，在这时已得到贯彻。古人不像今人会生活在离水很近的地方，尤其不会在滔滔的黄河边。为了既用上水又不被淹，古代都邑往往建在黄河、长江的大支流旁，并且多是在河边宽阔的二级阶梯上。” 高江涛说。

自上世纪50年代被发现，陶寺遗址已发掘出早、中、晚三期的遗迹，夯土砌墙围出城郭，大城中套宫城，又有下层贵族生活区和平民生活区，乃至祭祀区、手工业生产区、墓葬区、仓储区。“根据季风和河水流向，‘下风下水’的地方是平民区乃至有污染的手工业区所在的地方，与北京城‘北贵南贱’格局的理念一样。”整个城址目前是遗址公园，观景点在城址东南部祭祀区的观象台，高江涛引我东望，崇山中间隆起，两边缓缓伸入地平线，恰把遗址“抱入怀中”，正是千年来国君建都时都要寻找的“太师椅”。“更为难得的是，山上有密密麻麻的支流，即使现在也能看到条条河沟。一旦山间有暴雨，这些从高处看像‘凤凰之羽’一样的结构会立刻把山洪分化，保证城邑的安全。”

把视线从崇山山尖拉回，眼前是13根4米余高的灰色柱子。柱子围成一个半圆，依夯土遗迹和远处的城墙高度还原，宽窄不一，柱间有缝。夏至日，日出时，阳光拉着柱间的影子，恰好从第二个缝隙里透过来，照到圆心处的夯土圆台遗迹上，像太阳在大地上刻下的指针。“冬至日能从第十二个狭缝看到日出的阳光，第七个狭缝透光时为春、秋分，依照这些缝隙泻到圆台上的光，可以确定20个节气，由此规划农时。”

“《尚书·尧典》中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正是这个意思。”高江涛在他15年的发掘时光里，对此地与尧的种种巧合着迷。“当地村民称太阳的音近似‘尧窝’，与对‘尧王’的称呼一模一样。而在甲骨文里，‘昜’就是一个人站在地平线上看太阳，恰是在观象台观测时的样子。而在出土的朱书扁壶上，有两个红色图案，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中国目前最早的文字，写的是‘文尧’，是对尧的敬称。”

陶寺遗址是否“尧都平阳”，成为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但中国文明的早期国家形态在此成形，已是共识。除却都邑的形式绵延不绝，此地铭刻着“华夏”的基因。“相比其他地区同时期遗址中出土的祭坛和通神的纹饰、面具，这里有等级分明的墓葬和炫耀武力的兵器，而且有记录农时的观象台和圭表，表明此地崇信的不是神，而是世俗的君主。”高江涛告诉我，汾河谷地上相互协作的农业生产，铸就了王权。“墓葬里虽然有很多武器，却会把武器封在盒子里。尤其在一座陶寺中期王墓的墓壁上，嵌有一个公猪的下颌骨，这是《周易》中描述的‘豮豕之牙’，左右两边各摆三柄带彩漆木把的玉石钺，含义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虽然陶寺遗址内也有战国时的人类活动遗迹，但公元前1900年以后，陶寺遗址上的人群便不知所踪了，直到近千年后，晋国的都邑才出现在崇山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