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飞

吴县县令任维初（详见《“呆者”任维初》，《读书》二○一八年第六期，下称“前文”）不过是只“小老虎”，江宁巡抚朱国治才是“大老虎”。他不仅位更高、权更重，而且胆更大、心更狠，手段也更加高超；更重要的，他是“哭庙案”的主要制造者和施刑者，是十足的首恶。然而不知何故，至今尚未得到应有的追究和审判。

世人皆知朱国治制造“哭庙案”（下称“本案”）是在“哭庙”事发之后，其实应该追究到“哭庙”之前，在其向任维初“索馈”之际，甚至在确定任维初为县令人选之时，就已经伏下祸端（参见前文）。当然，朱国治实质性地制造本案，是在“哭庙”事发之后，大致可分以下几个阶段：

先是幕后监控。《辛丑纪闻》（下称“《纪闻》”）载：“（顺治十八年）二月初一日，会世祖章皇帝哀诏至苏，幕设府堂，哭临三日。抚臣朱国治、按臣张凤起、道臣王纪及府县官、郡臣、缙绅、孝廉等，清晨咸在……初四日，薛尔张作文，丁子伟于教授处请钥，启文庙门，哭泣。诸生拥至者百有余人，鸣钟击鼓。旋至府堂，乘抚、按在时，跪进揭帖。时随至者，复有千余人，号呼而来，欲逐任令。抚臣大骇，叱左右擒诸生及众，遂尔星散，只获去十一人：倪用宾、沈玥、顾伟业、张韩、来献琪、丁观生、朱时若、朱章培、周江、徐玠、叶琪等；同任维初，发道尊王公研审。”这是二月初四日的“哭庙”，诸生（秀才）先在文庙“哭泣”，继而到府堂“跪进揭帖”。朱国治先是“大骇”，继而下令抓人。但此时还只是“事”，尚未成为“案”。在朱国治将所抓捕的十一名秀才连同任维初交由道臣王纪“研审”后，便具有了“案”的性质。朱国治此举，既可突出自身权威，亦可显示其办事公正，还可将难题下交，自己隐身幕后监控，留下更大的进退余地和操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