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果

袍哥是坊间荧屏的热门话题，但因为资料匮乏，加之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遮蔽，其历史长期止于街谈巷议，成为人皆略知但又不可确知的神秘问题。王笛新著《袍哥：一九四○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一书，围绕成都北郊崇义桥袍哥二当家雷明远的个人经历，讨论了袍哥大量不为人知的语言文化、行为方式和社会网络，将高度聚焦的微观史与更大历史进程结合，揭示出袍哥组织与川西乡村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书中的袍哥，远没有想象中的“秘密”与“边缘”，它在四川“地方社会秩序甚至地方管理中起着主导作用”，是“地方的政治中心和权力中心”（56页）。

将袍哥作为社会秩序的中心，与以往研究地方社会的视角颇为不同。较早的研究倾向于从“国家的视角”看基层社会，如瞿同祖、萧公权等先生强调基层政府在地方的作用与影响。后来的学者从国家视角转向社会眼光，注意到政府除了税收与司法，很少介入基层，何炳棣、张仲礼、费孝通等人都认为，社会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士绅群体。更晚的学人把社会秩序的缔造者，从少数的士绅扩大到广泛的“地方精英”，如周锡瑞、兰金（MaryB.Rankin）、华琛、科大卫、曾小萍、郑振满、杜赞奇等学者的研究表明，明清以后，真正维系社会秩序的地方精英，不限于具有功名的读书人，也可以是成功商人、宗族家长、宗教领袖或地方武装首领。本书延续了从国家之外的社会力量中寻找社会秩序根源的思路，不过将之推及一个更加边缘的社会团体，揭示出袍哥如何通过“社会制裁”维系了四川数百年的社会秩序，开拓出一种从社会下层认识社会控制与国家建构的研究视角。